古时通过科考，加入公务员队伍，“吃皇粮”叫入仕。年老退休，则叫致仕。早在西汉时由戴圣所编的《礼记·曲礼》上就写道：“大夫七十而致仕。”《春秋公羊传》亦称“退而致仕”，注释则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这是从国家法律层面上，对退休年限的最早规定。
　　按古时物质条件、医疗健康水平而论，人的寿命如同唐代诗人杜甫在《曲江二首》中所写“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诗写于758年。由于一生困顿，颠沛流离，身体不佳，杜甫卒于770年，终年仅58岁。
　　诚如孔老夫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古代，即便唐、宋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人生要活到七十”，稀矣。
　　虽说唐代诗人贺知章高寿86岁；宋代曾成功研制水运仪象台的苏颂寿高81岁，可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以唐朝为例，人的平均寿命，有研究结论：唐代人平均寿命约为59.3岁（主要指贵族），平民因饥荒、赋役和医疗落后，整体寿命可能更低（约25-30岁）。即便官员阶层，寿数超过70岁的也是少数。
　　那么“七十而致仕”的规定是不是有点乱弹琴？
　　人的寿命，绝非像订指标，可以高一点儿，可以跳一跳。换句话说，既然致仕拿一份退休金，足可安享晚年，是一项国家福利，至少应该从实际出发，从人均寿命长短的实情出发，来确定退休的年龄才合适，将标准定为70岁，那么多“英年早逝”的人岂不是难以享受这一政策红利？
　　宋朝四大名臣之一寇准，病逝于被贬谪的雷州，终年62岁；范仲淹在转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途中病死，终年64岁；包拯终年64岁；李纲死在福州的任上，终年58岁……
　　当然，未达退休年龄者，如唐朝则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身有伤病，不宜再继续上班，可退休请俸；明朝亦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勒令退休。据介绍，明、清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叫“京察”，地官叫“大计”。如有德不称职、才力不及者，以及浮躁浅陋者，都要勒令致仕。
　　不过，对于政府要官来说，请辞，致仕并非易事。宋代名臣欧阳修一生仕途三次遭贬，以致心灰意懒，遂于61岁那年申请早退。可直到65岁，递了第七次申请才获准，到安徽颍州养老。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仅过了一年惬意的退休生活，66岁时，欧阳修便病逝了。
　　欧阳修死后，其子欧阳发撰写《先公事迹》时，对其多次申请早退的事情十分赞赏，认为父亲急流勇退，风格高尚，“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不过，这只是自夸的话罢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宋仁宗时的宰相韩亿及其子韩绛，均曾提前申请退休（韩绛59岁即申请致仕）。王安石56岁时即辞去相位，申请退休；一年后被宋神宗重新起用，58岁时再次辞去相位做闲官，60岁时辞去一切职务，正式宣告退休，65岁时，去世。
　　其实，古代官员“请求”提前退休，在我看来虽可称高风亮节，更多的原因则基于官场环境不佳，或已受到皇上“冷眼”，产生了职业倦怠感；再如新官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再被重用；更多的则因为健康的原因。古代在朝为官，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官员们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身心俱疲，再加上动辄被贬，去京三万里，不是高寒就是瘴气，身子骨经不起如此折腾。比如，永贞革新失败后，与刘禹锡同时被贬谪的柳宗元，就忧愤而死，年仅47岁。
　　由于决策缺乏民主性、科学性，导致古代致仕年龄与人伦情理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至少说明，这一退休政策有悖人本关怀和人文情怀。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