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战歌——一位作家笔下的山西抗战文学印记

　　汾河的波涛，在历史长河中声声回响，它静静地见证着在这片被战火洗礼过的黄土地上，老百姓觉醒的脚步从未停歇。
　　吴奚如的长篇小说《汾河上》，正是一部反映山西抗战的经典之作。1937年10月至11月，身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的吴奚如，随团在山西汾河岸边的穆村开展活动，作品以组织、动员当地群众为主线，全方位展现了抗战初期山西的社会景象，并生动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小说中，作家用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山西的生态、地理、商业特点和民俗文化。第一章“汾河上”，将故事发生的小村庄置于全省的大背景中，通过雁门关外的险要地形和艰苦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故事的开篇极具象征意味，在村公所，“那案头陈列的线装书，却像不见习阳光的蠹虫似的，萎缩着，并散出一种樟脑与汗臭相混合的气味”，看似整洁的表象下，实际上内里早已腐朽。此细节暗喻当时古老而僵化的政治气氛。当战争的炮火从娘子关逼近阳泉，距离穆村仅有一百多公里时，村长仍在一本正经地操练“稍息立正”。这种强烈的反差，显得荒唐和不合时宜，凸显了旧秩序的麻木不仁，更预示着其即终将走向瓦解。
　　随着叙事的展开，作家进一步关注到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在封建压迫和日寇侵略的双重困境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艰难地寻求出路，作品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揭开抗战时期中国各阶层民众复杂的内心世界。赵老七，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生性质朴、憨厚。可当他亲眼目睹日军将无辜的孩童挑在刺刀尖的暴行时，心中的怒火被瞬间点燃，他握紧铡草刀，趁着夜色，孤身一人勇猛地冲向日军炮楼，以他最原始的方式诠释了反抗的力量；饱读诗书的乡绅何东先生，满脑子都是传统思想。当日军的战火逼近时，他带着祖传的《汾阳府志》和半船的典籍，踏上了南逃的道路。然而，在吕梁山隘口，他遭遇了溃兵洗劫，那些人如恶狼般扑来，瞬间将他的财物洗劫一空。那一刻，何东先生望着空空如也的船只，眼神中尽是绝望，仿佛自己一直坚守的精神世界轰然崩塌，传统士人的尊严、信念就这样支离破碎了；还有河运商人孙世富，亲眼目睹日军的汽艇蛮横地撞沉摆渡船，落水者在水中拼命挣扎，这一幕，让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汾河险滩将自己救起的老艄公。他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从那以后，他冒着炮火，开始为游击队运输药品；而小说中的榆林村村长刘存古，是个典型的人物，在日军进驻的前夜，内心充满了挣扎。他害怕日军的残暴，想要妥协保全自己和村子，可心底仅存的良知，又让他对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感到不齿。出逃前，他手里拿着“维持会”的木牌，三次想要挂上，又三次摘下。最终，在逃亡的路上，他与赵老七狭路相逢，被按在了船板上。
　　他们是那个时代中许多人的真实写照，有人勇敢抗争，有人选择逃避，有人坚守良知，有人怯懦妥协，但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复杂多样的人生选择，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每一个从个体觉醒、到集体抗争的艰难转变。他们的恐惧、希望、妥协与坚持，构成了一幅远比官方史书更为丰富的记录。他们渐渐知道，阶级矛盾必须让位于民族大义，唯有统一对外、共同对敌，才能守护自己的家园。同时，小说通过刻画这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展现他们在战争状态下的困境与煎熬，揭示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必然性。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团结抗争不仅出于道义，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小说第六章“夜戏”尤为动人。当文明戏《雁门关外》落幕时，“观众像死灭似的屏息了几秒钟，但随即掀起一片激动”。他们大喊“不要再等待了，一起来干啊！”“干啊”的声音震耳欲聋，那是被压迫者的呐喊和积蓄已久的宣泄，更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觉醒力量。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文艺作品在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小说结尾处，妇女们一针一线绣出“山西农民抗日游击队”大旗的场景，以及选举村长，农民们第一次把选票投进箱子里的细节，都寄予了作家对新政治的美好想象与期待。
　　汾河水，在小说中赋予了深邃的象征意味。它四季更迭，却始终奔流不息，时而汹涌激荡，时而呜咽低回，时而静水深流，每一种姿态，都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写照。而《汾河上》正以这样奔腾的文字，书写出一部血气蒸腾的抗战史诗，为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的觉醒与抗争，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见证。

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