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文化”是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忠、礼、智、信”共同奠基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品质、文化传统与道德框架。由此，我们不能不对关公文化的本质构成做些历史的研究与哲学的总结：一句话，张扬传承“义文化”离不开对关公“仁、义、忠、勇”的精神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关公是“义文化”集大成者，关公文化与“义文化”密不可分，或者说关公文化就是“义文化”。
　　古往今来，“义文化”伴随了我们民族性格生成、文明进步、振兴发展的全过程。概略地讲，充满“义文化”色彩的历史事件、社会变迁比比皆是。譬如：“起义”“演义”“聚义”“仗义”“侠义”等都记录并传承着、闪耀着“义文化”的神圣。“义”的内在涵义是“合宜做的事”，规定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义”与道德、与法律、与人性息息相关。孔子曾把“义”与生命等同。孔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通俗地说，义即生命，义即人生。
　　“义文化”有着恒定的历史价值与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进步史反复证明，“义文化”始终居于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重要位置。五千年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义文化”在渐进发展，不断成长，不断辉煌。宋代梁山泊英雄聚义，让“义文化”光彩夺目，“见义勇为”“义重如山”成为民族精神的鲜明旗帜；汉代三国故事中的“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的以“义”为魂，以“义”为生，以“义”为命的神圣大义。“义薄云天”的精神塑造，产生并形成以大“义文化”为魂的关公文化。
　　毋庸置疑，关公文化是“义文化”的集大成的标识，关公文化让“义文化”破浪前行，又一次让民族精神更神圣，让“义文化”更灿烂耀眼。关公为“义”放弃曹营的优厚待遇，得知刘备下落，过五关斩六将，把“义文化”演义得风生水起。再有，华容道上放曹，更使“义文化”的内涵得以丰满而神圣。在传统认知上，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是一种叛逆，然在大“义”面前，深化并赋予“义文化”以更神圣的内涵。义重如山，“义”起利益，“义”起“政治”。由此，关公的“义”举被历史传承下来。在关公“义”行的实践中，又把“义文化”赋予忠、勇、仁厚的色彩。大“义文化”由关公义举发展到极致。于是“忠、勇、仁、义”便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最神圣而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丈量君子与小人、衡定是与非、正与邪的尺度。
　　千百年来，人们把一切美好、一切高尚的品质都赋予“义文化”的色彩。道义、正义、大义、仁义、首义、信义、诚义，都是“义文化”在人们行为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延伸。人们对背信弃义行为嗤之以鼻，人们对不义之举深恶痛绝。于是，约定俗成，人们把一切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义”。“义举”“义行”逐渐成为人们行为的规则。
　　关公由人到封侯，由侯到称王，由王变成神，由神到帝，历经一千多个春秋，给我们以对“义文化”的启示：“义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到了当代，以关公为代表的“义文化”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也被时代赋予“义文化”以全新的内容。
　　“义文化”与人类已有的先进文化科学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它调整着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适应着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因此，在新时代，也应该把“义文化”和关公精神的忠义勇敢作为文明建设的行为准则去推进去实践，让“义文化”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热饭”，大力传播、广泛弘扬。

□石清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