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年尾、周末，我被人潮卷进了集市。其实算不上正经集市，就是超市外头那片空地，临时支起两排红棚子。可那红，是真红啊。从街头望到街尾，满眼都是红的：大红的春联，绛红的福字，粉红的灯笼，桃红的中国结，深深浅浅，层层叠叠，像谁打翻了一匣子胭脂，又像把晚霞剪碎了铺在这儿。空气里闹哄哄的，吆喝声、讨价声、小孩的笑声，和着不远处烤红薯的甜香，混成一股暖洋洋的、只属于腊月的气流。
　　我先在一个卖春联的摊子前站住。摊主是位老先生，戴副老花镜，自己铺纸写对联。旁边围了好几个人，背着手，眯着眼，品评着。“这副好——天增岁月人增寿，字写得有筋骨。”一个穿棉袄的老哥说。写字的老人不答话，笔走得稳，手腕悬着，墨汁在红纸上慢慢化开，是沉稳的黑。写完最后一个“春”字，他才抬头笑笑：“老样式，意思好。”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也要等到腊月廿八，才研了墨写春联。那时的红纸粗糙，却红得正，贴上门，雪地里便跳出一团火。
　　往前挪几步，是个卖灯笼的摊子。竹骨撑起，蒙着红绸或红纸，圆滚滚的，像熟透的柿子。一位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正踮着脚，仔细挑着一对宫灯。她手指轻轻转动灯笼，看上面的金鱼图案是否周正。“给孙子的。”她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小家伙就爱这个。”她最后选了一对，付了钱，把灯笼抱在怀里，慢慢走了。那背影，让我想起我的祖母。她也会在这样的摊子前，为我挑一盏最亮的灯笼，然后牵着我的手，走在满是鞭炮屑的街上。
　　人越来越挤。我侧身让过一位推着小车的母亲。车里坐着个小姑娘，穿得鼓鼓囊囊，像个小棉球，手里却紧紧攥着一支鲜红的糖葫芦。年轻的母亲在衣摊前流连，拎起一件红毛衣，在孩子身上比划。“过年穿红，喜庆。”她对孩子说，又像是说服自己。孩子不懂什么喜庆，眼睛只盯着糖葫芦上亮晶晶的糖壳。母亲终于买下了那件红毛衣，小心折好，放进袋子。她脸上的笑容，和那毛衣一样暖。
　　我随着人流慢慢移动，眼睛却忙着。看那卖炒货的汉子，铲子翻飞，栗子在黑沙里爆开金黄的裂口；看那卖窗花的媳妇，巧手一撕一剪，红纸上就现出活灵活现的鲤鱼和胖娃娃。每个人手里都或多或少提着点红：一卷春联，一对福字，几包红糖果，一件红衣裳。这些红，不是画册上那种标准的红，它们有的鲜亮些，有的暗沉些，沾着集市的风尘，裹着人手的温度，却都透着一股子扎实的、过日子的热乎劲。
　　走得乏了，我在一个卖热饮的摊子边停下，要了杯红枣茶。捧着纸杯暖手，回头望那片翻涌的红海。忽然明白了，我们挤在这里，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买的哪里只是东西，我们买的，是那一抹红。
　　这红，是千家万户门楣上同样的吉祥话，是孩子手里那盏照亮年夜路的灯，是母亲执意要添置的那份新年气象。它普普通通，随处可见，却比任何颜色都有力量。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安心，贴上红，邪祟不侵，穿上红，百事不忌。它更是寒冬里人们对温暖、对团圆最直白的呼喊。电子屏幕上的购物车再方便，也听不到这嘈杂的人声，闻不到这混杂的香气，感受不到这摩肩接踵里传递的共同的期盼。
　　天色向晚，棚顶的灯亮了起来，照着底下那片红，越发显得浓烈、喧腾。人们开始提着大包小包，心满意足地散去。那一片片中国红，便随着他们，流进大街小巷，流进千家万户，最终，在那扇叫做“年”的门后，汇聚成一片温暖的光海。我喝尽最后一口温甜的红枣茶，也汇入了归家的人流。手里空着，心里却满了。我知道，我那扇冷清了一年的门，也该去找一张红纸，写上吉祥话，好好地贴一贴了。

□朱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