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往回拨两百年，八月的贡院墙外，另一场忙碌正在预热。季节不同，月份也对不上，但墙外的人头攒动，是一样的。那不是考生的忙碌，是一群靠考试吃饭的人，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清代满族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里记载，每到大比之年，离北京贡院最近的各巷，家家出租考生公寓，称之为“状元吉寓”。每间房租金三金、五金，甚至十金，男主人家带妻子孩子到僻静处暂避，把房子腾出来。东单牌楼市场，百货齐全，价格比平日贵三成。考生从全省涌来，客栈爆满，市侩行商脸上露出喜色，因为这一季的收入，可弥补全年的亏欠。
　　住处有了，书还得现买。科举带动出版业。明清时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考八股，书商便编印往年优秀八股文、删节版四书五经、往年考题，赶到省会城市去卖。江南的书能卖到山西，大约一两银子一本。乾隆年间，江西乡试副考官翁方纲向皇帝奏报，坊间常有编辑《经书拟题》《套语策略》等类书籍，于临场时刊刻发卖。皇帝下令禁止，规定坊间刊卖经书必须是“全经”，不能是删节版。但需求不灭，供给不止。到了晚清，石印技术传入，字体可缩印到极小，一本《小题三万选》，字小得需要放大镜，扉页却印着“舟车便览，幸务勿带入场”——书商一边卖夹带，一边撇清责任。知识被切割、压缩、标价，在贡院墙外流通。
　　书到了手里，人还得进场。考生千里迢迢赴考，行李由脚夫挑运。到了贡院门外，家属先把竹制的空考篮放在大门外，龙门一开，立刻快步赶入院内，将考篮放在号舍案头，此号便占为己有。没有考篮的，不得抢占。考篮里装着笔墨、食物、蜡烛，是考生九天七夜的全部家当。脚夫挑着它穿过街巷，送到贡院门口，任务便完成了。他们从不多问篮子里装的是墨卷还是夹带，也不问考生能否中举。他们也不关心那担子里是不是装着谁一生的命运，肩膀按里程计费，这一趟和挑一担米、一担柴，没有区别。
　　考篮进了龙门，里面的事归号军管，就是看守巡逻的士兵；有更夫，夜间打更兼传递。道光五年陕西乡试，有考生通过中介买通号军，以白布口袋装珠子编号，区分不同枪手的文章，甚至用信鸽将题目传出墙外。事情败露，部分考生未及销毁证据，抛入的诗文被当场查获，所有人革去功名，杖责流放。
　　南方贡院的号舍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面积仅一点一六平方米。八月“秋老虎”，蚊虫肆虐，号巷尾部的粪桶经暑气一蒸，秽气弥漫，臊臭令人窒息。号军日夜巡逻，更夫穿梭其间，他们和考生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光绪二十八年福建乡试，头场就有四名考生病死贡院，第二场又有三人死在号舍。贡院平时锁闭，三年一启，水井也难得清洗，水质无保障。考生自带干粮，天气闷热，饭菜很快霉变。号军和更夫也要喝水，也要在号巷里走动，他们的靴子踩在粪桶渗出的秽水上，和考生的草鞋没有区别。
　　考生在里面答题，他们在墙外讨活。中举的名单刻在石碑上，他们的名字刻不进石碑。

□李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