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有清嘉庆朝军机处《左都御史宜兴等为请派大臣查办沁州知州乔维镛贪赃不法事奏折》和《刑部尚书秦承恩为审拟骈时若呈控知州乔维镛一案事奏折》两份录副奏折档案,其内容为清朝嘉庆时期沁州知州乔维镛贪赃不法、索贿富商,官逼商反,沁州松村商人骈时若状告州官的一起案件,以及嘉庆整饬政府官员方面的一些情况,是值得研究的一份珍贵资料。
时间:嘉庆十年(1805年)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
地点:孙村(松村)、沁州、太原、北京。
主要人物:沁州知州乔维镛、孙村富商骈时若及其子骈尔骏、北京左都御史宜兴、刑部尚书秦承恩等。
一,案件的缘起。河南人乔维镛,由川运例捐纳知县,迁升知州后,于嘉庆十年七月,赴山西沁州就职。上任伊始,十一月二十三日,知州乔维镛即派差使王寿请孙村富商骈时若到州署,说要借(实际就是索要)白银二千两。骈时若本欲“孝敬”,无奈当时家道中落,家产空薄,力实不能济,没有答应,于是得罪了知州乔维镛。
此前嘉庆九年,榆社县旧商张三益妄报沁州孙村骈时若充当新商。骈时若以力难充商,没敢应允。次年(嘉庆十年),榆社县原运商张三益再次举报骈时若家产殷实,应该承担运盐,并传唤骈时若到省画押。因骈时若有病不能前往,于是派其子骈尔骏代父赴省。户部书吏李现中即押骈尔骏一同到省。骈尔骏随同众商签字画押,承认充商。岂料骈尔骏画押之后,又疑虑充商受累,心生翻悔。
是月,恰巧武乡县有韩具才命案,情节不确,提省办理。知州乔维镛也因此来省听候询问,亦于八月二十日到省。到省之日,乔维镛屡次传唤骈尔骏,并再三使差役阎生荣叫骈尔骏与乔知州面见。八月二十一日,骈尔骏应邀赴乔维镛寓内,声称无力充商,欲递呈告退。乔维镛听后非常生气,即以“业经随众画押,难以退商”之言答复。乔知州怒色恐吓,说要到大人面前浮报你家巨富。此后由于骈尔骏惧怕朝廷官员,连日到乔维镛寓所再三央恳退出运商。乔杂镛便利心顿萌,生了私心,遂以权谋私,索要白银一万一千一百两,方可令免充商。骈尔骏恐惧战栗,经差说合,只好承许,并与乔维镛立揭约一万两,写下承借该州银一万两字据,其中一千一百两乔维镛逼令现交,限于本年九月措交。在立字据时,乔维镛不让在揭约上写出自己姓名。由于骈尔骏畏惧朝官,只好勉强应承。
骈尔骏为先期付清乔维镛在省使银一千一百两,于是向省城沁州买货人积成号孙宦、恒盛号刘满、维新号王五则转揭省城同心号银五百两,又揭得庆元号银六百两,共计一千一百两。骈尔骏与原差役阎生荣偕行,将银交付乔知州收取。
事后,骈尔骏的父亲骈时若得知此事,细想家产尽卖,亦不能敷其所办。从此心怀憎恨,坚不付给,也不承运。于是乔维镛命衙役拘押骈家族戚、幼孙等。并派差数十人,且让村中乡约里长,在骈时若家围宅巡查,昼夜滋扰,严重影响了骈时若家的正常生活。使得骈时若家中不得安宁,孙童呼天恸哭。
无奈,骈时若典产赴省,递呈状纸,控告知州乔维镛索贿商人,开始了一场历时两年多的民商状告知州的诉讼历程。
二,当时的形势。清朝乾隆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财力比较充裕,朝廷上下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糜费特甚,豪华与排场空前。乾隆的示范效应,给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无论大小官吏,藉接驾送驾和其他机会,皆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借机化公为私,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
到乾隆末期,“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这时的贪腐早已是集团化。那时查办的贪腐案件,几乎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再加上当时的封建体制,官职是被垄断的稀缺资源,因此凭借手中掌握的任免、考选、黜徙、迁徙、捐纳等大权,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的官吏大有人在,天下鸟鸦一般黑,几乎无官不贪。且清政府为广开财源,设有“捐纳局”,专门负责卖官鬻爵,卖官所得的钱财,几乎成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达三百万两白银。以乾隆三十九年的价钱为例:道员四品官,收银一万六千四百两;知府四品官,收银一万三千三百两;郎中五品官,收银九千六百两;同知五品,收银六千八百二十两;主事六品官,收银四千六百二十两;知县七品,收银四千六百二十两;县丞八品,收银九百八十两。
到嘉庆时期,朝廷卖官的收入已达到四百万两白银,超过了乾隆时期。王鸿绪《密缮小折》里说:“部院衙门之大弊,无过于捐纳一事。”捐纳制度泛滥的结果,是官员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清朝不清。 (未完待续)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骈宇骞 王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