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家分晋前，晋国的赵氏便尝试了一系列新的改革。先是公元前513年赵简子铸刑鼎，冲击了贵族等级制，孔子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继有奖励军功政策，赵简子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云云，依军功可免除奴籍，提高了士气，增强了军事战斗力。在亩制中，赵氏采取了最大的亩制（即240步为1亩），故孙武曾有晋国必归赵氏的预测（见银雀山汉简《吴问》）。至战国时，赵烈侯当政，经相国公仲连推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烈侯接受牛畜的建议，倡仁义，行王道，按荀、徐二人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继承了赵简子以来的改革作风。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上台，赵发生内乱，至公元前326年赵肃候之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其时赵受齐秦两国及北方胡族威胁，处境严峻。赵武灵王不顾群臣反对，在楼缓、肥义支持下实行胡服骑射，他认为：“礼者，所以便事也。”有不便者就应改革，“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史记・赵世家》）。对不服从的人，声言将治其罪，诸臣不敢反对。胡服骑射，效法胡人骑兵装备，便于将士在山地作战。实行改革的次年（公元前306），赵武灵王亲率大军出征林胡，攻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迫使林胡献马。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于爱子赵何，本人则“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两年后大败楼烦王，从此解除了北边威胁。接着，多次攻中山国，终于在公元前296年灭中山国，其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只是赵国改革重在军制，未及社会全面。赵何即位后，引发原太子公子章不满，发生叛乱，赵武灵王在沙丘宫被围而饿死。到赵惠文王时赵军力仍强大，惠文王死，公元前260年与秦发生长平之战，赵败而被秦将白起坑杀士卒数十万，赵国乃一蹶不振。
　　韩国在三晋中势力稍弱，韩昭侯决心励精图治，变法图强。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申不害执政主“术”，即国君权变之术，强调“明法正义”，以“一群臣”而“慎令”，并实行“循功劳、视次第”的因功行赏制度，所谓“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申不害主张强化君权：“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总之，人君以静制动，深藏不露，使臣下不敢不尽心尽责。以权术治国，在韩奏效于一时，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赵世家》）。但这种改革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新制度又有君权过于集中的弊端，故随着申不害、韩昭候之去世，其改革则人亡政息，国势益衰，公元前230年韩国首先为秦国攻灭。
　　由上可知，三晋赵、魏、韩均有崇尚法治的特色，三晋成为法家渊薮，法制较为健全，魏之《魏宪》《法经》，赵之《国律》，韩在故法之后又有新法，皆是见之文献的法典。学者统计晋国及其后三晋制定的法律至少在10部以上。这些法律旨在维护公室君权的利益，是无可怀疑的，但随着社会进步，君权下移，特别是有关土地制度方面的法定条文，有力地巩固着新兴的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官僚制的产生和发展，颇富有务实创新的性质，显示出稳定性、连续性的特色。
　　战国时代，三晋的疆域十分广大。魏国、赵国、韩国最初均在今山西境内，即赵都晋阳（今太原市）、魏都安邑（今夏县）、韩都平阳（今临汾市）。随着疆域的拓展，各国先后迁都。公元前425年赵迁都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公元前386年又迁邯郸。公元前361年魏迁都大梁（今开封市）。韩国于公元前416年迁宜阳（今属河南），不久迁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公元前375年灭郑后又迁新郑（今郑州市）。
　　三晋之疆域以赵国最大，领有今山西中部、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和河北东南部及豫北鲁西之一部，最盛时西北面扩及内蒙古一部分；魏国略小，领有今山西西南部、晋东南部分及河南、陕西沿黄河地带；韩国领有今临汾市及运城地区一小部分、晋东南大部分与今河南中部。虽然三晋后来已大大扩展，而今日山西的地域毕竟是魏、赵、韩三国的基础，故而，山西至今仍保留了三晋之称谓。

降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