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在家的外甥谈起了学校的种种轶事，让我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师李耀奎和童年在乡村受教时的一幕幕情景。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个七八十户的山村，全村四个年级3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由李老师一天轮番给四个年级讲课。那时，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讲台上放的戒尺和黑板旁用石板做的红黑榜。
　　记得有一次，自己不用心背课文，一连三次抽查都不过关，气得李老师拿着戒尺朝我的手心不停地抽打。这之后，自己下了一番功夫，很快就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还有一次上课哨声响后，我和同学们相互推攘着跑回教室，不小心将前边女生撞倒，磕到了额头，顿时鲜血直流，吓得大家不知所措。李老师知道后，给女同学进行了紧急处理，经仔细检查，幸无大碍。第二天早晨上学，李老师把我叫去询问情况，我怕责罚撒谎抵赖。李老师见我这般不知悔改，有些生气，去教室拿来戒尺狠狠地抽打我的手心，直到我喊出再也不敢了时，方才罢手。
　　三年级那年夏天，全公社算术会考，我成绩名列前茅，还是唯一做出了最后一道大题的考生。李老师高兴地把我列入了红榜，并叫我拿着那把戒尺，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解题过程，那一刻我兴奋不已。还是那年秋天，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安排帮助第五生产队搬运玉米秆，为拖拉机耕地腾地儿。两人拼命搬运，竟然在一个下午腾出6亩多地，受到队长的赞扬，当即告诉李老师，为我们每家奖励5工分，又一次上了红榜。李老师还是拿着那把戒尺在台上向全体同学表扬了我俩的好人好事。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戒尺不仅惩戒不学无术，还奖励勤学善做，更知道了世间有不能和不敢做的事情，知道了害怕。
　　三年级那年冬天，李老师被调到20里外的漳源村。离开的那天早晨，我和一名同学偷偷跟着他，一直保持一里开外的距离相送，生怕他看见，又怕他撵回，一直把他和行李送进那个村里。那时已是中午时分，两个刚刚10岁的孩子没有钱，只能饿着肚子，头昏眼花地走回家。后来几个自然村合编合并学校，那把戒尺，那块石板就失传了。
　　如今，不知李老师还是否健在，那把戒尺，那块红筋石板，那难忘的山野乡村中童年教养之恩，那恩师手握戒尺的殷殷期待，成了我终生受益的成长营养。

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