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贡华

　　何荣祖（公元1218-1297年），金朝名臣，太原人。其父何瑛，为金朝的明威将军。据《元史》记载，何荣祖“状貌魁伟，额有赤文如双树，背负隆起。有相者谓曰：‘子位极人臣且寿相也。’”何荣祖从小在其父亲的教育下，通习“吏术”，熟悉朝中各类公文的制作及官府诸事。年轻时在官府服役，逐步转迁到朝廷中枢机构中书省，从此他开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在仕途上，不断进步，累渐升迁。历任山东按察使、河南按、御史中丞，升至尚书省参知政事、尚书右丞、中书右丞，成为元代著名宰相，可谓是一代“大法官”。
　　何荣祖是名垂青史的元代政治家、法学家、改革家，也是受到百姓拥戴一个好官清官，他一生清廉持正，家无房产，生活简朴，为后人传颂。
　　不畏权豪，公正执法，为民请命。何荣祖首任山东按察使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山东有个叫帖木剌思的高级官员，因贪赃枉法被山东佥事李唐卿弹劾。帖木剌思正想不出办法来对付时，济南发生了有人告发谋反之事，李唐卿认为这完全是诬告，便将告状信件烧掉了。帖木剌思借此事向朝廷指控李唐卿“纵容谋反”，并逮捕了数十人。对这一案情复杂且长期得不到判决的重大案件，朝廷也为之烦恼。于是忽必烈特别下诏，指定由何荣祖与山东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负责审理此疑案。何荣祖从告密者那里打开缺口，确定状告谋反者为诬陷，必须反坐，据此所谓“纵容谋反”的罪名也就不攻自破了。本案中所有株连者最终得以平反释放，李唐卿所蒙之冤得以昭雪，还以清白。
　　还有一件事的处理，同样展现了何荣祖不畏权豪、为民请命的正直品格。这事发生在何荣祖复任山东按察使时。当时，忽必烈派乐实、姚演为宣慰使，专门负责开辟胶州海道，以向大都运输漕粮，并作了一条规定，即禁止任何官员干涉阻扰两位宣慰使的工作。从江南到胶东的运粮船只有时会遭遇风暴，难免有翻船沉没的情况。宣慰使乐实不仅不信且不进行抚恤，还认为是水手们私吞官粮，并严刑逼迫他们连带赔偿，搒掠惨毒，导致很多水手被迫相继自杀。时任按察使都怕违背忽必烈的禁令，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何荣祖到任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上奏，说：“若朝廷见谴，吾自当之。”经他奏明这项制度的不合理性，才使忽必烈了解到真实情况，即下令：确因海难事故导致官粮损失的，都免于赔偿。
　　改革审计和监察体制，积极除弊安民。何荣祖在几任按察使上做出的政绩，受到忽必烈的高度赏识，并将何荣祖提升为尚书省参知政事。何荣祖进京任职后，在监察体制上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改革，首先从破除“桑哥专政”开始。当时，大臣桑哥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在朝中设立了一个统领朝廷全部有关财政事务的机构，把政府职能简化为自己无本敛财的生意，百姓深受其害。对此，何荣祖多次上奏，请求忽必烈关闭这个机构，而忽必烈下令只对设在外地的敛财机构予以关闭。可是真正饱受桑哥政策侵害的大都是京城附近的百姓，何荣祖决定继续上奏劝谏，虽被同僚们阻挡，但仍坚持不懈，表示即使违背忽必烈旨意也不屈服，以至竟以不署公文来对抗。过了不足一月，忽必烈从其他途径了解到桑哥政策的害民之弊，想起何荣祖的提醒，特意召见何荣祖，向他征求对朝廷政策的建议。何荣祖即建议设立独立的专门审计机关，在年终时朝廷各部门进行审计。这个建议得到朝中多数人的赞同，并建立为一项常规的正式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效地遏制住了专权敛财的行为。
　　何荣祖升任中书右丞后，又提请建议将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并“立监治之法”，建立中央监察机关对于地方政府的监察制度，使监察工作全面制度化。他向忽必烈上言：“国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且当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实为根本，必择材而用之。按察司虽监临一道，其职在于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庶有所盖。”对此，忽必烈深表赞同，随即下达诏令，将派驻各地的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全权负责对全道各府州县有关民政、财政事务及“官吏奸弊”等进行巡回监察。并规定各道“肃政廉访司”的工作与本地政府机关不发生统辖关系，直接向朝廷负责，年终由中书省、御史台派出官员对各“肃政廉访司”进行考核。
　　孜孜不倦，献身立法和纂典工作。在中书右丞任上，何荣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元朝的立法建制工作，组织在“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领域建立了相关法律制度，并编制成元朝第一部成文法规汇编，即《至元新格》，经忽必烈批准，刻版颁发全国。何荣祖晚年，又奉旨定《大德律令》，编纂元代正式法典，组织起草了法典草案。遗憾的是，“书成已久”，在提交朝廷大臣会同讨论，尚未通过颁行时，何荣祖去世，《大德律令》胎死腹中。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