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在清代顺治与康熙期间的27年仕途生涯中，有19年在基层任正印官，有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本文列举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事迹，足以看出他治理有方，从而实现了辖区的司法清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一、整顿司法秩序，解决乡民健讼问题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7月，于成龙任湖北黄州府知府，刚刚上任，就接到巡抚张朝珍发来的指令，责令尽快解决黄州等地存在的乡民健讼问题。健讼就是喜好打官司，乡民频繁地到官府告状和长期缠讼，必然干扰正常的行政管理，影响社会治安秩序，不利于人民安居乐业。于成龙经过几个月的明察暗访，查明当地乡民健讼的主要原因，并向巡抚张朝珍呈上了《请禁健讼条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揭示出乡民健讼的实质与原因，指出：乡民健讼，错不在民，而是有一批讼师、刁棍（讼棍）哄抬教唆所致，这批讼师刁棍，“以起灭词讼为专技，鱼肉良善为儿戏，破坏人家为得志。”健讼累禁不止的原因是：衙门官员、佐贰贪赃受贿，枉权弄法，衙役书吏擅准词讼，助长了乡民健讼风气，而这些人员则可以从中谋取暴利。
　　于成龙在《请禁健讼条议》中，列举了讼师刁棍教唆乡民健讼的种种劣迹。（1）讼棍代告。“小民之讼也，非原告之失也。只因小有口角，在旁讼棍随起风波，挺身代告，书名作证，即原告也不能自主也。”这些讼棍伪装支持正义，积极为原告代书作证，使原告也不得不违心起诉。到公堂开审时，“彼飞飏远遁，脱身事外，致原告、被告两败俱伤。此即代告之害，深可痛恨也。”（2）讼棍包揽词讼。“又有一等讼棍，聚集省会，出入衙门，开张房店，专以包揽词讼为生涯。或有愚民一时小忿，投入罗网，便有惊天动地之词。”他们结党营私、编造案由，只要列出原告、被告，佐证姓名，讼事从天而降，俨然居停祸福，在其掌握。“此包揽诉讼之害，深可恨也。”（3）代书之害。“又有一等讼师，凡告不准之词，经（其）毒手，无不耸准。”这些讼师之间互相托助，或有圻州而冒称武昌者，或有武昌而冒称黄州者，这还算是小问题，最可恶的是“有以田土之争而捏称伙兵活杀者，诬之以不得不准之词”。到质审时，当事者才说是代书人“张大其词”，自己并不知情，结果使原告还要负“诬告”责任而加以反坐。原、被告和让作证的各家，一起都受害于讼师之笔端。“此代书之害，深可痛恨也。”
　　鉴于上述情况，于成龙公提出了整顿司法秩序的两手抓措施：（1）将代告者押回原籍，查明情况处置。责成江夏县府严查，凡属麻城、黄安等地在省会聚居的刁棍，无论是久居还是暂住，一律押回原籍，由当地官府编入保甲，禁止其出入衙门。此后，凡准予受理的词讼，先考察是否讼棍代书、代告等情，分别由衙门审理，不得擅准词讼。经审理凡查明事实不符，又属代书者，将其依律治罪。（2）衙门内部的佐贰、皂隶、衙役等，凡有擅准词讼的公职人员，可带回原籍审查。凡上宪批示的案件，州县对押到之人犯，三日内不审，或已审之后十日内不上报，须承担渎职之罪。上宪下达州县审理的案件，审限以距离省会远近而定，近者十五日，远者二十日，不按期执行，将处理官员旷职之罪。案件及时审结，可以减少乡民诉累，也可避免讼棍趁机包揽。于成龙认为，司法秩序通过这样整治，将会出现“讼狱襄息，风俗雍睦，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良好的社会风貌。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王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