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物保护普法之路

　　在山西的普法领域，在山西大学法学院，“周子良”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并不陌生，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教师和文物保护志愿者。若要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故事，我想应该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法律的人，最终选择用法律守护历史。

历史与法律的交汇：我的起点

　　我的故事始于一座充满古韵的校园。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青砖灰瓦间，我无数次驻足于斑驳的石碑和雕梁画栋前，触摸那些铭刻着岁月痕迹的文字时，我仿佛能听见历史的低语——那是先人对文化传承的执着。课堂上，老师讲述的不仅是朝代更迭，更是文物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这些点滴在我心中埋下了热爱历史文化与法律的双重种子。
　　本科毕业后留校，在山西大学历史系（现在的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后来调入山西大学法律系（现在的法学院）工作。法律的逻辑之美与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令人振奋，同时，我也在思考，现代的法律规定与历史的温情是否完全没有关联？直到某天研读《唐律疏议》时，我发现唐代对盗毁文物的惩处竟与现代文物保护法异曲同工！这一发现让我豁然开朗：历史与法律本是一体两面。带着这份顿悟，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进一步探索二者交融的路径。

从学者到行动者：普法缘起

　　回到山西大学任教后，我在“中国法制史”课堂上常以山西本土案例佐证法律演进。一次偶然机会，我接触到一则新闻：某村民因不知情拆除了自家老宅中被列为文物的木雕窗棂。这让我意识到——再完善的法律条文，若未深入人心，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2013年，我牵头组建了山西大学首个文物保护法律研究小组。最初的普法活动简陋却充满热情：印制传单在古玩市场发放，义务为文保单位审查合同。随着影响力扩大，2024年初我正式加入山西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担任法务部主任。这一年，我牵头整理出《文物保护应知应会法律常识》并印制10000份，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案例。记得有次在太原大关帝庙宣讲时，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多亏听了您的课，原来捡文物上交不是做好事，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啊！”这句话让我更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

普法现场：用法律守护文明

　　202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我参与并帮助太原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在太原市大关帝庙、纯阳宫、文庙等文博单位，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2024年文化遗产日，我作为志愿者在太原市大关帝庙、纯阳宫、文庙等文博单位，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2024年6月15日，我为长治市“走进国保、传承文明”系列活动，作题为“文物保护志愿者的法治素养”讲座。
　　2024年12月29日，我为太原市文博志愿服务中心2024年招募的第二批志愿者作“文物保护与志愿服务应知应会法律常识”讲座。
　　2025年3月9日，我为太原市文博志愿服务中心2025年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作“文物保护与志愿服务应知应会法律常识”讲座。
　　回望过往，每当看到市民主动举报文物违法行为时，我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力量。
　　2024年文化遗产日那天，我在纯阳宫宣讲时遇到一名中学生提问：“老师，如果我举报有人破坏文物，自己会有危险吗？”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普法不仅要普及法律知识，更要传递守护文化的勇气。如今，我培训的志愿者已有上千人，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用法律为文物筑起防护网。

学术与实践的双重收获

　　在深耕普法的同时，我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清醒。论文《石刻所见明清山西林木保护法令初探》正是普法过程中发现线索的学术转化；《山西法治历史文化地图》则是对普法实践的理论总结。通过完成《山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法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山西红色法治文化地图》《长治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三晋法治故事》《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诞生及其现代价值》等课题项目，我进一步确认并坚信，最好的研究应该既能“顶天”——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又能“立地”——解决现实问题。
　　回望来时路，从最初在伟人雕像前暗自立誓“以所学护文明”，到如今带领志愿者走遍三晋大地，我愈发坚信：法律不仅是冰冷的条文，更是文明传承的温度计。当我在文庙大成殿前向孩子们讲解“文物是活着的历史”时，仿佛看见当年触摸石碑的少年身影与讲台上的自己重叠——这或许就是历史与法律最美的相遇方式。
　　未来，我愿继续做那座横跨时空的桥，在法学殿堂与文博讲堂之间，在历史深处与未来之间，守护文明的星火不灭。
　　（作者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法务部部长）

周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