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明末清初一位卓越的思想家。鉴于明朝灭亡激烈的社会动荡，知识界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士，由反对清朝统治的汉民族主义观念到反对专制政治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汇合成一股早期启蒙思想潮流。此时涌现出来四大杰出思想家，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傅山。傅山思想具有显著的反奴性、反流俗精神。他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见《霜红龛集》卷三十二）这是对传统理学的君臣伦常观的根本否定。
　　当明朝灭亡前夕，傅山奉母到平定避难，从五峰山道士学道，身着红道袍，自号朱衣道人，意在怀念明朝。南明桂王派遣宋谦到山西进行反清活动，与傅山暗中联络，因事机不密，牵连傅山入狱，此案发生于清顺治十一年，为甲午年，被称为“甲午朱衣道人案”。
　　关于傅山这次入狱，清代的多种传记中只有少数几种传记提到，如傅山友人郭鈜撰文说：“或劾其与南明叛帝通，下狱审讯，青主受刑不屈，惟呼其子泣，勘官怜其义，代解乃得出。”蔡璜撰传中说：“缘判案罗织，备极栲掠不屈，京卿龚某授解得雪。”仓祖望撰《事略》说：“甲午从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计救之者，免。”太原李中馥所作《原李耳载》记载稍详细一些，说：“傅青主因闯（李闯王）乱失家，侨寓榆关。河南获奸细，报山西有朱衣道人傅姓，咨行晋抚，密遣司理王秉章率兵执青主，下之狱。青主容色自如，两讯茹痛受刑，语言不乱。抚军陈公怜其冤，且疏请释，羁狱以候。”为什么入狱一年，而记载如此之简，如此扑朔迷离呢？因为这是“谋叛”大案，直到三百年后的1963年，查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清朝档案中关于“朱衣道人案”的两个题本，即河南巡抚亢得时关于宋谦案题本及刑部尚书任俊等人关于傅山案题本，后来又查到了此案最后判决时刑部尚书图海等的题本，才使我们知道此案的来龙去脉，原来是因为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河南宋谦组织抗清起义事泄被捕，供出傅山的。
　　清朝立国之初，明朝的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称为南明政权。宋谦投奔南明，被授予总兵官之职，派往北方进行秘密活动，“召集将士，联络义兵”。他到山西活动化名李谦，是用道士身份作掩护。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他就到过太原，落脚于南城玄道观，三年后又来山西，在阳城山内与抗清力量联络，并到太原徐沟县会见了“善友会”，宣传南明的抗清斗争形势，宣讲反清的“道理”，说：“红花开败黑花生，黑花单等白花青。他清朝戴的是红帽，我们戴的是白帽，就像秋霜一样专打红花。”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宋谦曾到汾阳会见傅山，翌年傅山移居阳曲土堂村，他又一次登门求见。后宋谦被捕，查出方形银印、龙札（委任状）和所谓“党人簿”。在审讯中宋谦受刑变节，供出傅山等人。其供词说：“傅青主，太原人，生员，已出家做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阳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
　　傅山入狱时，还有其弟及儿子傅眉同时被捕。傅山从事秘密抗清活动，时时冒着被捕的危险，遂有思想准备，早已与其弟、其子做了交待，防备自己入狱而株连他们。因此在审讯中，他们的说法均为一致。傅山一口否认与宋谦见过面，他只是说有个姓宋的人从宁夏来，欲求见面，而听说那人在汾山打吓别人，不是好人，因此拒绝见面。又说：那人又拿书信来送礼，说宁夏孙都堂公子有病，请傅山看病，傅山说“孙都堂在山西做官，我曾与他治过病，他岂无家人，何使你来请”，信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那人怒骂着走了，并称当时有布政司魏经略正来求药方，亲见可证。任凭如何严讯，傅山仍抗词不屈。如果傅山如实招供，清廷绝不轻易罢休，就会株连很多人，因此他坚不吐实，终于在各方友人的积极解救及清廷任职的汉族官员的同情帮助下，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正月，山西巡抚陈应泰会同督臣马鸣佩议决：傅山的系被诬，似应姑从宽释，以诏“不得株连无辜”之“皇仁”。奏报后得顺治帝批旨：“三法司核拟具奏。”过了六个月，刑部提出傅山“释宥”，签署题本的有刑部尚书图海、都察院都御史龚鼎孳等13人。最后经顺治帝批准，傅山终于获释。
　　出狱后友人赞扬他“浩气如虹贯磐空”。但他不以为然，说：未死于抗清战场，又未死于狱中，就是偷生苟活，无颜以对神州。其实，傅山在狱中坚贞不屈，编假口供机智地应付审讯，终得获释应该说是一件幸事。但傅山看来，固然壮志未申，又有老母在堂，没有能够像古代许多烈士那样在公堂上骂贼而死，而仍然在清朝统治下生活，却又不能不深感惭愧。直到70岁以后，他在所作《始衰示眉、仁》一诗中写道：“甲午朱衣系，自分处士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吴晓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