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以擅长画古装人物画著称。天津杨柳青画社曾出版了他与其子合作的《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这是画家以传统白描绣像画的形式，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作图的新尝试，师古而不泥古，新意甚浓。美术界前辈蔡若虹在画册的《写在〈后记〉之后》中赞许地指出：“画家的头脑，和那些重复古人笔墨的‘复制家’是大不相同的。”“这种辩证地对待艺术遗产，才是推陈出新、发扬民族美术传统的正确态度。”
　　历来的《水浒》人物画，大多把梁山好汉或则画成神将、盖世英雄的模样，或则有所丑化；戴敦邦则“认为梁山的英雄好汉都是平平凡凡的人，是来自民间的英雄”，所以把“精力较多地放在一些名气不大的好汉身上”，描绘了北宋末年一些下层人物的风貌，旨在展现当时的“社会相”。比如时迁，过去一般都画他偷鸡，但画册一改常态，取他夜盗徐宁祖传雁翎圈金甲这个细节，刻画了时迁的机智、勇敢性格。再如宋江，作者没有像以往大多画家那样，把他画成手捧大令的寨主，而是画成郓城押司，正在为丢失晁盖的书信而着急。又如段景住，以前所见的画像较少特色，也可能是被视为“小人物”而草率了事的；戴敦邦却为“金毛犬”花了一番功夫，几易其稿，最后决定借鉴宋代李公麟《五马图》中少数民族牵马伕的形象——鬈发、高鼻、凹眼，亮出了这位英雄的特色。请看他：一肩外露，手执马鞭，气宇轩昂，不正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吗？
　　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人物，气貌风韵，各不相同，富有艺术魅力；戴敦邦在作图时，也力求不拘前人绳墨，着意刻画梁山好汉鲜明的性格特征，追求艺术魅力。李逵，我们平时从画集或戏剧舞台上常见的形象，大多是手执板斧、裂眥怒目的凶神恶煞；而戴敦邦却画他远道归来、跪地拜见老娘的场面。蓄须佩刀，威武不减，但一种游子思亲的亲昵感情跃然纸上，读者仿佛可以听到他那粗厚、深沉、近似孩童般的唤娘声。这样的画，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再看时迁那一幅，作者大胆地以整幅画面为门框，只画“鼓上蚤”大半个身子，盗得装着雁翎甲的皮匣之后正从梁上飘然而下，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槛，即将隐去；他那机警的眼光，轻盈的步伐，完成重任后得意的神情，被勾勒得活灵活现。王朝闻说：“启发欣赏者相应的脑力活动，给他提供发挥想象和联想的条件，艺术才更有魅力。”（《再读齐白石的画》）《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的艺术魅力，也正在于此。
　　明末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是戴敦邦潜心学习的对象，他曾刻苦地悉数临摹过，但他在借鉴其进行创作的时候，采取了“一躲二学”的办法(一躲，就是在人物造型上力求与之不同；二学，就是汲取其刻画人物神态及线条组织方法)，师古而不泥古，做到推陈出新。我们知道，“变形”乃艺术创造的手段之一。老莲的人物画“变形”甚烈，自有其风格。戴敦邦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借鉴陈老莲的“变形”技艺。如他画的武松，为了表现“打虎英雄”的气概，显示他的“大力”，也作了夸张的变形，肩膀特别宽，手脚格外大。这种适度的变形，颇得“气韵兼力”之妙。
　　中国画是很讲究线条的表现力的，而白描绣像更是线条的艺术。戴敦邦在学习传统的线条组织方法，刻画人物方面，也作了探索：一丈青扈三娘所穿的裙服和所使的绳索，经画家用柔和的线条一勾，显得那样轻盈，质感又是那么强烈，巾帼英雄的风貌顿时展现出来。安道全，画家用笔凝重，线条硬朗、古朴，颇能体现这位“神医”的老成持重、稳妥可靠。勾画花和尚鲁智深的线条，则刚劲有力，如同掷地有声的铁丝，具有“力透纸背”之感。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同《水浒叶子》相比，画册的线条功力尚嫌不足，老莲独具的那种“古拙味”也还欠缺，这是有待于画家继续努力的。
　　戴敦邦在为水泊梁山全体英雄作图以后，正在研究《红楼梦》，着手创作《红楼人物一百图》，祝愿戴先生的“红楼”比“水浒”新意更浓！

王慎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