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雨 朱烨

　　微信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之一，不仅承担着交流沟通、维系情感的功能，同时也是个人展现自我、建构形象的重要平台。
　　为了挖掘微信用户在朋友圈中自我形象管理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呈现，我们构建出微信用户在朋友圈中形象管理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最终选取25名样本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后，采用Nvivo 11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后，认为用户形象管理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一、微信朋友圈用户在进行形象管理时受到多种动机驱动

　　个体因素是最基本的驱动力。用户希望通过朋友圈展现自己理想中的形象，从而获得他人认可和赞赏。为了达到此目的，用户在发布之前会精心挑选照片、用美颜相机修图、调整照片排版、决策发布时间等，以期展示最好一面。用户还会根据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和期望来调整朋友圈内容，以避免产生负面印象。如某条信息在朋友圈点赞很少，就会考虑删除或设为私密；如某些问题难以得到共鸣或涉及争论性的观点，就会不再发布。社会因素影响也不可忽视。用户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流行趋势影响，试图通过改进朋友圈内容来迎合社会期待。如看到大家都在晒健身照，也会发一些与运动相关的动态；在大家相继出游时晒出自己的旅行照片，进行同期交流获得在场感等。期望差异也是重要动机之一。如用户担心自己展示的形象与预期不符，会进行精细化形象塑造，来弥补现实生活中见面时未达到的理想形象。这些不同动机导致用户在朋友圈中格外注意形象管理，过度依赖外部评价，从而失去自我表达的原味和“灵韵”。本应是展现真实自我、为己所用的个人社交平台，被打破了前后台之间界限，在前台进行一场精心的画皮表演。

二、微信朋友圈中形象构建包括获得性行为和防御性行为

　　获得性行为是指用户通过积极学习和准备，精心选择朋友圈内容，如学习拍照技巧、撰写有吸引力的文案等，了解近期热门内容进行模仿等，以充分展示自己理想的形象。防御性行为则是指用户为了避免出现不利于自身形象而采取的策略，如设置分组、限制可见范围等。这些行为出发点都是基于展示理想形象或减少负面印象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对待不同关系人群，形象构建策略也有所不同。如对于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往往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以避免线上线下形象反差影响现实关系。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用户对于老师、同事、家人这三个群体，往往都采取分组不可见的策略，而对于陌生人则可能相对宽松。这种差异化反映了用户在朋友圈形象构建时的复杂心理，社交媒体的公开属性在这里反而需要一些“私域”限制。

三、互动反馈对用户朋友圈形象管理行为具有持久性影响

　　互动反馈是用户在朋友圈中进行形象管理时的重要影响因素。用户在朋友圈发布内容后，会根据他人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正向反馈通常会激励用户更加积极地发布类似内容并优化质量，而负面反馈则导致用户减少发布频率，屏蔽某些内容，甚至与他人产生对峙。这种互动反馈，不仅影响用户当下的行为，还会对用户未来朋友圈发布行为产生持久性影响，形成一种行为的闭环。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概念在朋友圈中得到了体现，用户与好友之间的相互观察和反馈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形象管理策略。当这种社交压力和频繁的形象管理使用户产生倦怠心理时，用户可能会出现“反驯化”行为，转向其他平台进行更加真实的自我表达。

四、多平台并存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真实的自我呈现空间

　　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平台，用户进行形象管理时往往受到较大的社交压力，难以完全真实地表达自我。因此，用户会选择在其他平台如微博、小红书等进行更加真实的自我呈现。这些平台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用户可以在其中放下社交需求和树立人设的负担，自由地发表观点。此外，用户还会通过创建微信小号等方式，在主要账号上进行印象管理，同时寻找其他平台呈现，从而避免自我割裂。这种多平台并存形式，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真实的自我呈现方便，也为平台技术更新迭代提供了方向，使其能够更好地保障用户隐私和不可见性，从而减少用户的压力。
　　用户倾向于在不同平台进行差异化自我呈现。如微信朋友圈相对封闭，用户更注重形象管理。一位受访者说：“朋友圈里都是熟人，发东西要更谨慎。”微博、小红书等更开放，用户可进行更真实的表达。受访者表示：“在微博上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熟人看到。”
　　根据编码分析，我们认为影响微信朋友圈形象管理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行为动机。库利曾提出，个人行为受他人印象和期望影响，而自我形象建构也受到他人和社会的约束。Web3.0时代，即便是与亲友交往，也很难脱离互联网络展开。而微信作为当下国内最为流行的社交平台，不仅承担着联系他人的角色，而且还在个人形象建立方面发挥作用。
　　行为动机是指用户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形象管理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他者因素、社会因素、期望差异和社会因素，用户会根据理想形象、预期形象、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社会流行的形象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诸多行为动机为形象管理行为提供了驱动力，特别是社会对形象整体期待渐趋统一时，用户对个人形象管理也存在过多受外力影响而使自身“灵韵”丧失的风险。
　　二是行为构建。微信用户在朋友圈的形象构建中，不论获得性行为还是防御性行为，都是基于想在朋友圈中展示理想形象的需求，这种行为在以差序格局为特点重塑朋友圈中得以体现。然而在现实中，对陌生人相对宽松管理、对关系密切者较为严格管理的行为似乎有违常理，差序格局中波纹更近，意味着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发现线上线下形象的反差，影响现实关系。因此，这种限制可见范围、设置分组等策略虽然与预期不符，但却是集人情礼仪、形象管理、社会交往于一体的最佳管理策略。
　　三是互动反馈。现实生活中用户普遍认为，日常的分享更能展现个人形象，图文结合则更具思想性和视觉冲击力，能够博人眼球进而展现自我形象。而精细管理后的朋友圈内容不一定会获得期望效果。
　　对方进行了正向反馈后，用户通常会积极与其互动，进而影响下一次朋友圈发布行为，由此形成行动闭环。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概念，用户在朋友圈中的行为更加形似共景监狱，用户与好友观察彼此形成行为闭环，影响到下次策略生成。当用户产生倦怠心理后，会转移到流动性更强的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发布内容更可能被他人看见，个人也更可能放下社交需求和树立人设的负担，自由地发表观点。这种脱离熟人圈转向多平台并存的形式正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用户在形象管理过程中既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的影响，又展现出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创新行为。在实践价值方面，用户可以打破自我形象和期待形象的束缚，提出建设性意见。有的用户为了不打破在朋友圈中的良好形象，会选择如“三天可见”“仅自己可见”等时间和范围设置，从而避免前后形象不一带来的认知偏差和负面评价，用户还会创建微信小号进行不符合大号形象的合理宣泄。
　　随着社交媒体多样化发展，用户选择多平台真实呈现，也为技术更新迭代提供了方向。因此，各平台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从技术层面保障用户私密，以期使人们在社交媒体中更加自如地生活。（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