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深刻总结。立足五大突出特性去理解长城，是深入发掘长城遗产内涵与价值的必由之路，是科学做好长城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典型代表。

一、长城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见证

　　两千多年的长城史见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从春秋战国开始修筑长城以后，直至明清，几乎所有于北方定都的朝代都有修建长城。统一后的秦朝为抵御匈奴，将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形成了最早的万里长城。汉武帝时长城从临洮向西延伸到了玉门关，再向西于今新疆修建了大量的烽火台。虽未见曹魏、西晋修建长城的记载，但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烽火台，长城防御体系仍在使用。
　　从北朝诸代直至重归一统的隋朝，为防御柔然和突厥，掀起了长城修筑的第二个高潮。尤其是北齐和隋朝这两个立国时间很短的王朝，修建长城的长度不逊于那些时间较长的统一王朝。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镜，不主张修长城。但唐代文献记载今山西太谷县和河北涿鹿县分别有贞观元年（627）、开元年间（713—741）修筑的长城。
　　宋、辽、西夏、金是中国又一次的大分裂时代，同时也是长城修筑的第三次高潮。宋朝的长城在今山西北部、宁夏南部，用于防辽和西夏。辽国为阻断渤海国政权和中原的海路交通，在辽东半岛修筑长城。为防御新兴的蒙古族，西夏在今内蒙古西部和蒙古国南戈壁省修筑了长城，金朝更是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东部掘出了数千公里的界壕。
　　最后一次长城修筑的高潮，就是明朝，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最终定型。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多是明朝遗迹，这是汉民族和蒙古族共同留存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即使到了清朝，为便于开展贸易、保护地方，对长城的修缮、利用几乎没有中断。
　　长城出现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历朝历代几乎不间断修筑长城，归根结底，就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已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长城正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那道“墙”。欧洲公元2—4世纪的哈德良长城，有着与中国长城相近的性质与形态。还有公元1—3世纪今德国南部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即所谓的“木栅长城”，它们都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此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长城。

二、长城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创新性的典型范本

　　中华文明从不僵化，在长城修建时充分体现“因地制宜”。“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史记·蒙恬列传》）的原则贯穿整个长城史，从最早的楚长城和齐长城，到两千年后的明长城莫不如此。
　　高山、河流、森林、戈壁，均成为长城防线的组成部分。为增强防御效果，还将山体进行铲削，形成山险墙或劈山墙。在黄河北岸，除垒石为墙外，秦朝还“树榆为塞”（《汉书·韩安国传》），利用榆树林阻遏匈奴骑兵的铁蹄。
　　建筑材料的选择，更是就地取材。东北、华北的多石山区，长城多为石墙。黄土高原上的夯土墙体，其坚固性丝毫不逊于石墙。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汉朝人用红柳、芦苇、胡杨木等植物和沙土分层筑成的“红柳夹沙”墙至今屹立不倒。
　　蒙古高原的东部地势开阔，一马平川，金朝人采取了最实际的方式，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并将挖出来的土堆在壕沟两侧，形成了壕、墙一体的立体防线。
　　中华民族从不停滞。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长城在16世纪时建造与使用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错综复杂的墙体设施、各式各样的空心敌台、大小相间的关堡卫所、火力交叉的冷热兵器，都在统一的规划设计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长城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生动写照

　　统一性根植于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其前提和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长城的空间分布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
　　秦统一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为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南下，在北方边境修筑起了长城。历代长城的位置随着王朝势力的盈缩而有所变化，但大体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和东缘，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长城成为保护农耕文明的防线，同时更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保障领土主权的标志。
　　大一统王朝时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好理解，但为什么南北大分裂的时代，不管是北方王朝还是南方政权，都没有在秦淮或长江一线修筑长城呢？秦淮或长江固然是天险，但北方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不是也有黄河和阴山吗？所以这不是地理地形的问题，而是无论北方抑或南方政权，都视对方为被统一的对象，都认为国家只是暂时处于分裂状态，统一必将到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推倒诸侯国的互防长城后，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就已然具备，即使分裂的时代，也再没有在中华民族的国家范围内修筑“互防”长城。
　　不仅长城防线内追求统一，中华民族各民族在长城以外的广阔区域也一样在追求统一。北方民族主动追溯华夏脉络，实现文化整合，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赵现海《长城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我们只能说长城建在中原政权的边疆，却不能说长城是中国的“边界”，长城从来不是国界，塞外的广阔天地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家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长城画传》）。

四、长城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鲜活反映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长城并非仅由汉族所建，包括鲜卑族、女真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于长城的修筑也有着共同的执念。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后，效法秦汉，修建长城防御柔然。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蒙古势力兴起以后，开始挖壕筑墙长达数千公里。戍守在边防前线的，有些原本就是长城防御的对象。西汉甘露二年（前52），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宣帝请求为汉朝守卫长城，至竟宁元年（前33）迎娶王昭君时，再次向汉元帝请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书·匈奴传》）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代表。
　　长城从来不是封锁线。从汉至明，长城两侧的人群往来未曾中断。西汉时的和亲，北宋时的岁赐，明朝时的俺答封贡，清朝时的闯关东、走西口等等，都促进了差异极大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超越地域、超越血缘，最终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长城，正是锻造中华民族的大熔炉。
　　长城更是多种信仰的汇聚地。明朝长城沿线的城堡里，文庙、佛寺、城隍庙、真武庙、玉皇阁、关帝庙等不一而足，儒、道、释三教在这里交融汇集。清朝晚期，西方的天主教传播到长城沿线，位于山西左云县八台子村长城脚下的大单巴教堂，即是中国天主教七处圣地之一。这座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教堂见证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在长城上展露无遗。

五、长城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和平性的最好示范

　　长城修建的本身意义，不在于战争，而在于和平；不在于独利，而在于共赢。长城达到了建立秩序与规则的实际作用，既维护了农耕民族的安定生活，也保障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自由和平。
　　长城南北的战争并不是常态，经贸往来则一直是主流。开放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不仅是汉族，也是匈奴、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共同需求。北宋并州知州庞籍曾言：“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吴广成《西夏书事》）明朝时俺答汗曾屡屡南犯，其要求不过是“予我币，通我贡。”（叶向高《四夷考》）隆庆议和后，“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王崇古传》）双方都从和平中获得了领土的安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共生并进。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之后，“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这样的和平景象才是长城地带的主流。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和平的爱好者与建设者。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作者系山西大学长城文化生态研究院副院长、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