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伟

　　虽然时间过去了许久，但还是会想起那些年的那些事。
　　那些年，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一根冰棍五分钱，一根雪糕六分钱，一支蓝色圆珠笔芯一毛钱，红色的一毛一。曾经因为少一分钱，所以就只能望着渴望得到的东西无奈地摇头叹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用在那时候一点也不为过！
　　那些年，没有特别的零食，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数三毛钱一包的饼干了，用模子做成梅花、狗、马等造型，美观又能勾起食欲。偶尔买上一包，也舍不得一次吃完，实在忍不住了才拿一片出来。那时的零钱是以分为单位，全是锃亮的钢镚，偶尔攒上一两毛钱，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
　　那些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我早早懂事了。记得八岁的时候，我上一年级，父母承包着一座砖窑，大部分时间都在砖场忙乎，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的我心里就体谅到了父母的难处，为了生活，开始在家里学着做饭。做饭时，通常一个火底子就要生二十分钟，脸对着灶口，不停地“呼、呼”用力吹火，脸也被熏得灰黑灰黑，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一样。偶尔，突然窜出一团火苗，眉毛被烧得光秃秃，额前的刘海也变成焦黄卷曲，非常滑稽可笑。第一次蒸馒头，往锅里倒的水少了，因为不知道倒多少合适，只顾着埋头拉着风匣，可劲地加炭烧火。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闻到了一股呛鼻的焦味。揭开锅盖一看，锅底通红，馒头全成了发黑、发黄的“烤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那些年，不仅想着做点力所能及的活，给父母减轻一点负担，还要带着小我五岁的二弟。二弟不知道有多大的委屈，整天挤着眼睛哇哇嚎哭，母亲老说他是世界上最不听话的孩子。为了逗他开心，我就给他学鸟叫，学马跑的声音，用小平车推着他在马路上“观光”，好不容易让他一笑，心里便长舒一口气，也经常煎熬地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现在，兄弟们都已成家立业，小日子过得都红红火火，和和睦睦，让人欣喜。前几年弟弟和我闲聊时，竟还记得过去的那些陈年往事，让人内心有种暖暖的感觉！
　　那些年，村西有一口废弃的枯井，井口大概也在两米左右。放学了，好多个伙伴儿结群步行回家。经过枯井的时候，不知道在谁的提议下，大家竟然从井口这边往那边跳，并看谁跳的高、跳的远。还有的小伙伴儿特别“助力”，在背后猛的推一把，以便顺利跳过，脑子里头完全没有半点安全意识，以至于现在想起那种行为都感觉发怵，觉得十分后怕。
　　那些年，电力条件十分简陋。电线大多是皮肤线，电杆是用比较高的木椽组成，有的电杆上面裂了一道道长长的口子，仿佛人额头上饱经沧桑的的皱纹一样。一次雨后，有根电杆倒地，电线落在地上，碰巧“皮肤”上有个裂口，在泥湿的地上有点放电。不知哪个伙伴儿无意踩中了电线，已经湿透的布鞋底成了导电体，脚和腿被电到发麻。然而都没有意识到危险，竟然一个个去踩，体验那种触电的感觉，好在没有意外发生……
　　那些年，没有自来水。每个生产队都会在中心地段打一口水井，在井口上面架一组马叉，再在马叉上安装一个轱辘，缠上比离水面长些许的麻绳或钢丝绳，勾住水桶放下去，然后“吱扭吱扭”地缠上来，用扁担挑回去，倒进家里的瓮里面，再盖上盖子，防止灰尘掉进瓮里。每到星期天，我便用铁锹在院里的树林里刨好坑，挑起水桶，挽起扁担系子，一手拽一头，迈着沉重而蹒跚的步伐，不停地担水浇院里的榆树。可能是宽厚的扁担和粗大的水桶让我瘦弱的身躯“负荷”超重，好长一段时间都出现干咳的症状，到现在个头也没长到理想的高度，可能也与那个经历有关。
　　那些年，画本是我的最爱。一本一毛多，记得《水浒》《红楼梦》《封神榜》《三国演义》等各大名著我无一不有。一般情况下，一整套画本需要六七元钱。当然也不乏有诸多单读本，比如彩色的《咕咚》。卖画本的钱除了单行本外，整套的费用都是“贪污”的学费。每学期的学费也就十几元钱，但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拿着学费不交学校，而是蹲在天天摆在校门口卖文具的小摊前，盯着画本挪不动眼光。最后控制不住，和卖书人互相做了钱物“交换”。为此，我的学费好多次都是双份，也没少被父母“修理”。
　　那些年，电视机还未普及，除了村委会有一台大彩电外，个别条件好的生产队便买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安置在公共场所，供群众观看。节目也很少，只有两三个频道。当时正逢爱国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武松》热播，晚上下自习后，常常把场子里挤得水泄不通，甚是热闹。本村没电，更是一路小跑，去外村观看。后来，父亲给家里买了一台14英寸的“沪美”牌黑白电视，那时全生产队就队里和我家共两台电视，大家又涌到我家，家里从炕上到地上全是人，看完散场后，炕上地下全是瓜子、花生皮。父母也习惯了，从无半句怨言。夏天，为了满足大家，父母不得已把电视机搬到了院子里，支上了简易床，摆上了小凳子，让大家开心观看。
　　那些年，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让人想起……
　　那些年，虽然条件艰苦，却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作者单位：稷山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