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天镇县张西河乡大桥村，有一座屹立了近200年的清代石头桥，叫便行桥，这里还流传着“先有便行桥，后有大桥村”的说法。该桥位于外长城南侧、明清时期的“官道”上。这条明清官道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是国家和地方货运物资、邮件传递，特别是帝王巡行、军队出征回朝的快速通道，也是开展明蒙边境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和国家税收的重要依赖，还是长城内百姓由张家口“走西口”的主要路径。当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走过这条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西逃也走过这条路。
　　明清官道贯通大同东西，天镇县在大同之东，而在大同之西的今云冈区高山镇也有一座石头桥，叫怀德桥。该桥位于明代大同镇高山堡西堡门出口附近（高山堡和聚乐堡分别护卫大同的东西两翼），是晋商从宁鲁口、杀虎口“走西口”去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欧亚丝绸之路的必经之桥。怀德桥周边出土的石碑记载，该桥修筑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竣工于翌年秋季。此桥花费巨大，主要由归化、大同、左云三地的巨商大贾捐助修造。怀德桥与便行桥长短相近，但便行桥因更高、更精美，其建筑成本当然也更大。
　　便行桥由本乡富商曹弼所建。曹弼1787年生于天镇县城西3公里的水桶寺村，为县廪生（由县财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科举生员），拥地数百顷，是当地有名的“大款”。明代大同镇属于九边重镇之次或首（总体上以宣化为首，明蒙关系特别紧张时以大同为首），朝廷允许这里置卫屯田、纳粮开中。“隆庆议和”后，边境贸易出现了“贡使络绎，商队接踵”的繁荣景象，不仅促进了山西商帮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也促进了冀蒙等各地商贸业的日趋兴旺。到了清朝，大同由边关重镇变成内地，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商贸活动更加频繁。曹弼应时而起，循着“经商、赚钱、买地、种、养、加、再经商、赚钱”的良性循环方式，较快完成原始积累。
　　然而，曹弼在崛起的过程中并没有走“为富不仁”的路子，他厚待乡民，赈济乡邻，施舍庙宇。而他的这种德性得益和缘起于一个孝字。其母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不仅“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还“唯其疾之忧”。为了给母亲增寿祈福，他时时想着积德行善做好事。当时，便行桥因位于沟深坡大、连续转弯之处，车祸频发。为此，清康熙元年（1662）官府投巨资建成东西“双成桥”。但没过几年，西桥就被洪水冲毁，仅存东桥（现东桥为大张公路桥涵）。百年来，这段官道竟然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索命路”。曹弼便筹措资金，招募人马，发愿倾家荡产也要修成这座桥。
　　清道光六年（1826），在举行简朴仪式后，便行桥开工始建。之前，听说曹弼要修便行桥，全县上下既钦佩、振奋，又出力支持。县衙派官员帮助规划设计图纸及沟通设置便道，石匠、泥匠、小工主动请缨参与施工，拉石、运水、营炊造饭的民众都愿意热心参与。就这样，挖地基、备砖石白灰、砌根脚、垒桥体、立护桩栏板，举凡一应活计，有序不紊。便行桥建造得非常讲究，单孔敞肩石拱桥构造，桥面全长18米，宽约5.6米，全部是30厘米左右的自然方石板铺就，并在两侧各延伸了十多米的石头质路面。桥面石板开出榫卯结合的凹槽，以铁锭轧入，确保石块之间的紧固。当修到桥面装饰配套工程时，42岁的曹弼听从众人好意，在桥的花岗石雕花护板两边各设置玄武岩护桩21个，上雕形态各异的小狮子42个。每个狮子，都面向桥面的中心石。
　　历时3年，便行桥修好后，百姓又称之为通惠桥。曹弼就在大桥两旁购置18亩耕地，盖了一处土房院，专门守护东西二桥，帮助过往百姓。很多人敬慕曹弼高德，就陆续迁居这里，形成了大桥村落。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曹弼舍巨财为母祈寿、造福民众的爱心善举，在当时就广受民众热爱和尊重，得到了官府的表彰。光绪十六年（1890）《天镇县志》记载，天镇县衙旁的忠义孝悌祠内共供奉了17位天镇县历史先贤，其中就有曹弼的塑像，“岁时节庆，受县人公祭”，其母也受到县人“旌表”。
　　如今，这座便行桥依然屹立如初，不仅方便百姓，而且时时向路人诉说着中国古代传统德孝文化的故事，忠告世人：百善孝为先，在家孝敬父母，为官体恤百姓。公生明，廉生威，厚德载物，无事不成。

李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