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中，鸡蛋似乎只有父亲和祖父才可以享用。父亲喜欢喝开水冲鸡蛋，祖父则习惯在熟面里打鸡蛋。
　　每逢父亲休假回来，母亲几乎每天早上要给父亲冲个鸡蛋，偶尔也在晚上。母亲说父亲胃不好，要养。母亲每次都用那个白色的粗瓷大钵碗冲一大碗。父亲则是半盘腿坐在炕头，一手端着钵碗转着圈儿慢慢地吸溜着，一手拿着筷子时不时捞一块蛋花。我和二哥靠在墙根儿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父亲心情好的时候，在喝到还有三分之一时会“昂”一声将钵碗递给母亲，母亲也不拒绝便笑着接了，但只是浅浅地喝一口便将钵碗递给围观的我们。即便碗里只看得见极稀疏的或白或黄的蛋丝丝，但味道一点儿都不打折扣，喝到嘴里，咸咸的、暖暖的、滑滑的。
　　冲鸡蛋也不全是父亲或祖父的权利，我们在得了病不想吃饭时也能享受到。因此，那时的我便常常盼着自己生病。可让我奇怪的是，母亲从未为她自己冲过鸡蛋喝，即使牙疼病犯了连续数日发着高烧脸肿得像包子。
　　鸡蛋也是节日的象征。每年清明，母亲都要蒸一锅仅次于年馍的好馍——有看望长辈的“包财馍”，有期盼子孙安康的“子福馍”，还有上坟时驱赶野鬼用的“刺溜蛋儿馍”。“包财馍”虽说是纯麦面铸就且外表偶尔还会点缀些芝麻，但我们并不稀罕，一则是吃不到，再则里面夹的是胡萝卜块儿。相比而言，“子福馍”便实惠多了，即便母亲只在外表裹一层薄薄的麦面“糊弄”人，但馍屁股里那颗鸡蛋却是实实在在的。馍还尚未出锅，我便想象着那颗属于自己的鸡蛋了：滑滑嫩嫩颤颤抖动的蛋白、细细绵绵干酥如点心的蛋黄，或许会比二哥的那颗大点儿？不过那只有碰运气了。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母亲不把竖在馍顶的那颗红枣换作鸡蛋？为什么非要费劲地把鸡蛋深埋在馍屁股里？是单纯为了美观还是有什么别的讲究？
　　相比父亲恩赐般的轻描淡写、“子福馍”的久旱甘霖，以及生病后吃“偏饭”的巨大代价，我更期待一年能吃上好几次的“葱花炒鸡蛋”。虽说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也要看地里的活是否特别忙、我家那几只母鸡是否争气。
　　我和二哥放学后通常会等母亲回来做饭。母亲若实在回来得晚，我们也只会生了炭火把馍馍放锅里蒸热，却不知道该如何蒸菜熬菜，更谈不上炒菜了。此刻，我们嘴上不说可心思一样，就是拿咕咕叫的肚子博取母亲的同情，从而让母亲在紧张忙乱中给我们做葱花炒鸡蛋。还有什么菜会比葱花炒鸡蛋效率更高呢？
　　母亲每次都将葱花切得细碎，鸡蛋和葱花也拌得很匀，只等热油勺（那时的老家多吃蒸菜、熬菜，没有专门的炒瓢）在炭火上冒起了白烟，便将拌匀的葱花鸡蛋倒进去。伴随着阵阵“嗞嗞”的声响，浓浓的香味儿瞬间涌出灶膛，溢出饭厦，飘向院子的每一个角落，也钻进我们贪婪的鼻孔。我们早就坐在饭桌边急不可耐了，母亲还在用筷子在油勺里不停地搅着夹着，直到将缠绕凝结在一起的鸡蛋块儿全部夹成玉米粒大的碎块。不管家里几个人吃饭，葱花炒鸡蛋最多有多半碗。说实话，这真不能怪母亲小气，要怪也只怪那仅一拃多宽的灶膛口和多半拃宽的油勺。
　　开吃了。我们都放开了嘴咬馍，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菜，唯恐菜早早没了空余馒头。母亲则不同，要么在饭厦里擦擦洗洗不断磨蹭，要么坐在桌子前看我们吃，即便吃也是吃好几口馍才夹一口菜，而且还要将那玉米粒大的葱花鸡蛋块儿再夹作两半。碗底儿向来是母亲的，我看见过母亲光擦碗底就吃了半个馍。
　　直到现在，那葱花炒鸡蛋的香味儿仍在鼻孔间飘荡。下班后过于疲劳或过于匆忙，我依然习惯于馏了馒头炒一盘葱花炒鸡蛋。
　　父亲曾讲过一个笑话，说地主抠门儿每顿饭就发给长工一颗软枣就馍吃，长工把一个半斤大馍吃完了，那颗软枣还剩许多，最后又美美地咬了一口。父亲讲的也许是个真实故事，而不是笑话。我讲的在后人看来也许像笑话，但它却是真实的。
　　时代在进步，生活在改善，知足常乐。

杨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