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琴，现居山西阳泉。变孩是她的堂弟媳，这是个常年在太阳下辛苦劳作的女人。但对生活的感恩、对亲人的关爱、对读书的热情，让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散发出动人的光芒。变孩不仅带给了她温暖与感动，也引发了她对生活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秋节前我们兄妹去堂姐家探望二婶。二叔早已过世，4个子女都已成家，也都很孝顺。二婶这个儿子家住一段、那个女儿家住一段，倒也衣食无忧、心情舒畅。
　　堂姐家在城郊，大约半小时车程。堂姐上班不在，姐夫热情接待了我们。远在河北的堂弟堂妹也利用假期回来看望他们的母亲，大家一起天南地北地聊着，其乐融融。
　　这时，从大门口大步流星走进来一个人，穿一件黄塑料雨衣，头和身体被遮得严严实实，背上还背着个口袋之类的东西，也被雨衣完全遮住。大家正说得热闹，我的目光无意间看到了来人，心里暗自思忖，堂姐家来客人了，或许是隔壁邻家，抑或是姐夫的朋友弟兄。既然有客来访，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正想着，来人已进了屋子，摘掉雨衣上的帽子，放下背上的东西。这时我才认出，是弟媳变孩。她身上背的是一袋20斤重的大米。她把米袋立在墙边，顺手拿过脚边的一个小凳子坐下，开始听我们闲聊。那专注的神态像极了课堂上听讲的小学生。
　　说起来，变孩的丈夫也是我的堂弟，只是她的公公不是我的亲叔叔，和二婶一家比起来又远了些。变孩嫁进我们家有20多年了，今年也有四十六七了。膝下有一女，正在读研。她在一个企业上班，月薪也就千数块钱。她的工作基本是体力活，或是栽种花草树木，或是清理修剪枯枝，或是打扫落叶，总之在户外时候居多。只有冬天可能稍微清闲些。由于常年在太阳底下劳作，皮肤粗糙黝黑。但她似乎很知足、很满意。每每说到工作，她总说挺好，她挺开心。
　　我们起身告辞时，变孩也随我们一起走。雨还在下。到我们停车的地方，我招呼她上车一起走，她说自己骑着自行车。她的自行车停在一处院落的墙边，看上去十分破旧。她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说，你们走哇。她并没有骑车，一路推着往前走。想来，她也是这样推着自行车来的。
　　父母在世时，过年过节变孩总要去家里走走。我们常常会遇到。后来母亲生病，不只过年过节，平日里隔三岔五，她也会去看望母亲，而且都会带些水果、牛奶之类的东西。母亲不愿让她多花费，一再嘱咐她以后来不要买东西。她说，没事没事，一点点东西，不值得提。每次到家，她放下东西，便马不停蹄地做这做那，忙碌一番后就匆匆走了，从不在家里吃饭。腊月里母亲扫家，也少不了她。
　　父母过世后，变孩和我的来往多了起来。逢年过节，她就会联系我，然后利用午休的一会儿工夫，像当年看望我父母一样提着东西来家看我。常常是放下东西，稍坐片刻，起身就走。有时，我会留她多待一会儿，问问她和家人的近况。她总是笑着说，一切都好。她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灿烂、真诚。从她嘴里吐出的，永远是一缕阳光、一袭花香、一丝暖意。
　　变孩的家也在城郊。有一年春天，我问她哪里有槐花。她说她家附近的山上有，只是路不太好走。听说路不好走，我便放弃了去的念头。这事就算过去了。过了几天，她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单位，她要来给我送槐花。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有多半袋新鲜的槐花。那些槐花香气扑鼻，整个办公室里氤氲着甜甜的花香。我问她在哪摘的，她说就在她家附近的山上。树有些高，不太好够，只摘了这些。我连连说，足够了，也就吃个稀罕。我问谁和她去的，她说一个人。我不知道她说的山上是否偏僻，她一个女人家，也快50岁了，个子又不高，能摘这么多，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又有一回，我也是无意间说起不知哪里能买到好吃的红薯，当时她也在场。秋天的一个傍晚，她联系我说要到家里来。等我下班回到家，她已在单元门口等着我，脚边放着一纸箱红薯。我问她是怎么来的，她说坐公交车来的。我家离公交站有几百米远，那一纸箱红薯足有五六十斤，她搬上搬下不说，还要从公交站一直搬到我家。在我看来，这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她却做到了。之后，她每年都要给我送一箱红薯。起初，我问她是哪里买的，她说是自家种的。后来有一次我问她的红薯地在哪里，再刨红薯时叫上我。她才吞吐半晌，说出是跟人买的，还一再解释，自己认识卖红薯的人，价格便宜。从此，有她在场，我说话就格外注意。
　　后来听说她在忙着学国学，买了不少国学经典，《大学》《论语》《庄子》都有。她还参加了一个国学读书会，她说自己很喜欢这种活动，结识了不少朋友。突然，我自觉十分惭愧。说起来，我也是大学本科毕业，且自诩为读书爱好者，但对国学经典还真是一知半解。面对弟媳，我感到自己的功利、世俗和浅薄。我还在为得失纠结，常常抱怨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觉得凡人凡事都不尽如人意。而她，却生活得那样云淡风轻、从容快乐。原本，生活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一颗温暖的心灵，对世界的感受，更多的是美丽、善良和真诚。

王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