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西戎老师已经去世21年了。我们现在是遵照中国的传统，纪念西戎老师的百年诞辰。
　　我和西戎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的夏天。
　　那时候，我刚结束了6年的插队生活，被分配到临汾钢铁厂螺纹钢管车间当劳力工。因为坚持写作，和临汾地区文联（当时叫文艺工作室）有些联系，有一天，侯贵柱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西戎同志和胡正同志到临汾来了，你最好带上你的稿子，来地委招待所见见面。于是，一个钢铁厂的劳力工，就带着自己写的稿子、带着满心的忐忑和激动，去了临汾地委招待所，第一次拜见了两位如雷贯耳的老作家。事后才知道，省文联现在要恢复工作，暂时成立了省文艺工作室，并且要筹办一本新的文学月刊《汾水》，由西戎老师担任《汾水》主编。我写的那篇稿子被他们带回太原。后来是由郁波老师担任责编，在多次信件往来、反复修改后，又要我到编辑部当面修改，最终发表在《汾水》上，题目叫《扎根》。我的人生却从此开始了一次转折，就因为发表了这篇小说。省文艺工作室的几位领导，西戎、马烽、郑笃，决定借调我到《汾水》杂志做小说编辑，借调时间为1年；这期间，我又发表了两篇稿子，于是，决定正式调我到《汾水》杂志做编辑。我记得很清楚，是马烽老师给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写了信，王大任副书记在信纸上批了“同意办理”；我拿了信再去见临汾钢铁厂的霍书记，霍书记再做批示，就此一路绿灯，1977年10月顺利调入《汾水》编辑部。以后又转“工人”为“干部”，成了编制内的正式员工，从此，也正式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有同样经历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从文艺工作室到后来的作家协会，西戎、马烽、胡正几位老师，不断地把年轻人一个一个从全省各地，工厂、农村、学校、基层县市挖来，不拘一格，不分等级，不问出身，不看学历，标准只有一个：必须是够格的文学人才、编辑人才。历经多年，栽树成林，这才有了后来的晋军崛起，有了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崭露头角。
　　这样不拘一格的“调动”和“挖人”，在当时的体制下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幸运的是，我们正逢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包容了，也成就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不可能”；那个时代包容了，也成就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文学奇迹。
　　说起来，我和西戎老师算是半个老乡。他1922年出生在蒲县黑龙关北边的西坡村，16岁参加牺盟会工作团，投身抗日离开家乡；我是1969年1月，18周岁离开北京，来到蒲县刁口公社南耀大队邸家河生产队插队落户，做了6年农民。邸家河和西坡村相隔不远，抄近道，最多不过三十几里路。有一次和西戎老师闲谈，他向我提起，他小时候曾经跟着大人们“走高脚”，用骡马驮运货物，多次路过邸家河和南耀大队。西戎老师说，那个时候你们邸家河、南耀的土匪是出了名的多，“走高脚”的都怕得不行，全都挑大白天才敢路过。从南耀大队向南，翻过豹梁，是临汾的河底镇，向西是吉县，南耀大队是个3县交集、商贾往来的汇聚之地。西戎老师所言不虚，我在邸家河听过不少想当年的劫匪故事，白天老老实实播种、锄地的庄稼人，晚上洒血舍命扛枪当劫匪。生死夺财、江湖义气，曾在荒山野岭间反复上演。我也曾撷取一二，写过一组短篇小说，副标题叫作“野岭三章”。
　　一切都好像还在昨天，当年的文学新人，忽然间，花了眼睛；忽然间，白了头发；忽然间，到了可以被人称“老”的年龄。年过古稀，回望人生，回想最开始的蹒跚学步，终究不能忘了扶持自己迈开第一步的那些前辈。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
　　怀念西戎老师。怀念老一辈的作家们。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