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缘故，我有幸多次见到张颔老，而其肇始是得自原晋中市文化局局长王融亮的引见，其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2003年10月15日、16日、17日张颔老回乡探访时，跟随了他3天的那一次采访。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采访的笔记和张颔老给我的题词。
　　张颔老是我国著名的、而且是有世界影响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中国社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的终身所长。他的学术研究尤以古文字学见长。当年的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均为名满天下的大家。考古界曾经有一种说法，说郭沫若去世以后，国内认识甲骨文最多的就是张颔了。而真正使张颔老一战成名的是1965年对春秋晚期“侯马盟书”的发掘、整理、考证、研究，这曾被列为当年的世界考古10大发现之一。
　　正是在跟随张颔老的3天采访中，从以前的高山仰止，对他有了一个比较概要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更加钦佩他的学养和为人。
　　张颔老父母早逝、家境寒微，他跟着祖父母生活，勉强读完高小，就在一个杂货店当了学徒。抗战时期，他认识了共产党人杜任之，在杜的影响下，开始为革命工作；194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往山西省委统战部，任党派处副处长。按照常规，他的一生本来与学术研究毫无关系，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会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组织上调他到刚成立的山西考古研究所，他以“不当三年外行”来要求自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一边进行考古发掘、一边进行历史研究。在侯马晋国遗址搞发掘时，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把整个晋国的世系全部烂熟于胸。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精神，他很快完成了一名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他在搜集古城夯土的时候，不仅立足山西，甚至连山东临淄古城，陕西秦阿房宫、汉长安古城的夯土也都做了搜集。
　　1961年，在万荣县庙前村贾家崖出土了编钟、鼎等大量铜器，同时还发掘出两个制作精致、纹彩斑斓、上面刻有“鸟书”铭文的错金戈，通过对错金戈上7个鸟书铭文的详细考证，又查阅了大量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战争资料，张颔老写成了《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一文，得到我国众多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家的认可，成为定论，作为断代标准器，常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引用。
　　1965年12月，在距离侯马东周古城东南2.5公里的地方，发掘出200多个东周时期的祭祀坑，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上有朱书文字的玉片。当时张颔老正在四清工作队，听到消息后请假来到侯马，对出土标本进行了仔细整理、考证、研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郭沫若根据这篇文章和对玉片文字的研究，写出了《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并称赞“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1973年，在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直接干预下，张颔老才得以继续整理、研究“侯马盟书”。“侯马盟书”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批官方文书实物标本，也是最早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证明。
　　从此，张颔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韦编三绝”的精神、意志，对5000多件盟书进行整理，根据内容的不同，把它们分为6大类，并分别加以注释；同时以“丛考”的形式，把对盟书的研究成果写出来，终于在1976年12月诞生了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制——《侯马盟书》。《侯马盟书》不仅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考古学专著，而且是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者极具价值的工具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颔老惜时如金，他治学于文字之外，兼顾义理、训诂、音韵。在他随身的衣服上缀着多个口袋，内装纸片，用于记录所学所感，可以说，他不仅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是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深感人生之迅忽、如白驹过隙的他，早在1974年春节时就写下了“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两千三”的对联，这种对工作、对学术的执着是何等的令人敬佩。
　　2003年10月，跟随张颔老在介休探访。15日，他仔细参观了后土庙，并到市委党校参观了正在修缮的吕祖阁、关帝庙，在这里，张颔老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求学、读书生活，同时他看到介休城墙后判断是建于明代；16日，他上到了绵山，有趣的是，坐着“抬杆”的他，竟然“书生意气”就有关“周易”卦理的问题，考起了山上的道士，而那道士居然也有问有答、像模像样。随后，我问了他一个长期困扰易学发展的关于“术”“数”之争的问题，他也从他的理解的角度回答了我。王融亮当场夸我的问题问得好。在观看绵山大罗宫正殿第一层的塑像时，张颔老连声说“又早！又好！”他推断塑造年代应在唐宋之间。在参观中他考证正果寺后五龙躔的三尊塑像为西方三圣，应是唐早期作品，即接引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同时他判断这里的夹绢像是元以前的布、脱纱像是元以后的棉花；17日，他来到张壁古堡，在经过认真参观后，他断定堡内关帝庙的基础为明代建筑，堡内所植的树与南斗六星相合，同时他还推断当时云遮雾绕的张壁泥包铁像应为佛像，当是宋元间作品。
　　逝者如水，一晃之间这些事已过去有年了，但在我看来，仿佛昨日。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有一件小事，反映了张颔老的律己之严、待人之宽。有一次回到介休宾馆后，他觉得很累，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餐厅吃饭，王融亮局长便让服务员把饭端到了客房，张颔老先是歉意不肯吃，后在吃过后，又连着说了几次“不应该！不应该！”这件说小却并不小的事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记得《诗经·小雅》中有这样的句子：“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我觉着，这句话放在张颔老的身上是适合的。
　　在随后的2004年6月，中华书局再版了张颔老的《古币文稿》；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了对张颔老的专访，中间用到了我们2003年10月所拍摄的部分镜头。相信张颔老看了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李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