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敦煌诗集佚诗佚句异文丛考》

　　从20世纪20年代出现“敦煌学”一词开始，正如陈寅恪先生为《敦煌劫余录》（陈垣编）作的序中提到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大量的新材料不断地被发现，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度的学者围绕敦煌及敦煌文献开展了一系列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
　　从被动跟进的亦步亦趋，到方法与技术的反思，再到中国式的理论觉醒。敦煌及敦煌文献的研究，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不朽成就。但我们也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敦煌文学的研究曾经轰轰烈烈，在敦煌学领域独占鳌头，但随着老一辈学者的纷纷逝去，研究队伍渐趋式微，研究成果也就变得稀少，而研究难度却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高。
　　未来的我们将何去何从，张琴的《敦煌诗集佚诗佚句异文丛考》一书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缀合”的灵感通常认为源于古器物修复中的“锔”，这是一种器物物理修复的方法。关于这一认识，究其根源，早期的文献缀合多发生在甲骨、简牍等“物质”文献载体破损的文献研究实践中：1917年，王国维撰写《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时，注意到其中的一片可与《殷虚书契后编》所见拼合，“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而实现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实缀”缀合。1933年，董作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骨的第二次缀合。
　　敦煌文献因其文献载体分属于中、英、法、日、俄等国，早期因文献整理刊布有限，直至20世纪后半期，缀合研究的方法才开始广泛运用于敦煌文献的整理。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不断地有分属不同国家、不同收藏单位的敦煌文献通过缀合，最终实现了“文献修复”，其文献概貌，甚至是全貌得以完整示人，相关的研究工作因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发现”的兴奋过后，敦煌学通过缀合研究的实践延续了“发现”的兴奋，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敦煌学在20世纪后半期以降的持续繁荣。
　　“繁荣”带给缀合的却不只是繁荣，作为文献“修复”的一种研究方法，缀合在被广泛应用到敦煌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们开始将缀合作为一种沟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重要契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跨越时空的“相遇”，所丈量出来的不是时空的间距，而是通过相关深入研究，勾勒出文本演化发展“活”的脉络。
　　敦煌文献其自身具有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在大量宗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文献之外，以诗歌作品为代表的文学文献。敦煌写本诗歌丛钞成为敦煌文学文献的代表性表现形式和文献形态。也正因此，敦煌写本与传世钞、刻本之间所构成的异文、佚诗、佚句等特有的文献现象便构成了敦煌学研究又一次“发现”的兴奋。
　　《敦煌诗集佚诗 佚句 异文丛考》一书的作者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等前辈学者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对照敦煌写本原卷，将敦煌写本与传世刻本所构成的异文现象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归纳、考证辨析；将传世刻本中存在的大量失收佚诗、佚句，在对照写本原卷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校核补充，并对相关佚诗、佚句的诗意进行了完整的阐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竭力克服了相关诗作背景史料单薄甚至缺失的资料困境。从佚诗的艺术特色、佚诗的作者、佚诗与诗人其他诗作的关系、佚诗与诗人的生平经历、佚句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阐发，使得这些佚诗、佚句的文献学及文学价值得以凸显。
　　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集腋成裘善莫大焉。感知前辈学人的筚路蓝缕，以“发现”的兴奋，勇毅前行，针对敦煌文献自身的节奏与特征，下足“死”功夫，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实现了敦煌学的再次“发现”。这也许正是张琴《敦煌诗集佚诗 佚句 异文丛考》一书取得成功的要义所在。
　　当发现新材料的“兴奋”逐渐褪去，面对前辈学者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后“发现”时代的敦煌学留给当下青年学者的绝不是“我生也晚”的无谓慨叹，而应是站在巨人肩上的高瞻与自信。新时代的敦煌学研究，不但需要更多像张琴这样“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青年一代学者，更需要诸如《敦煌诗集佚诗佚句 异文丛考》这样的文献整理研究新作不断问世。以扎实的文献整理与基础研究推动自主理论创新，以理论自信引领学科发展。

张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