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沿袭了夏朝的“五服”制度，但由于黄河经常泛滥，致使商朝的政治中心不得不四处迁移。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就是对他们频繁迁都形象的写照。
　　蒲（古地名，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彼时则改了新的名字叫“缶”。缶，本是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但被用作地名，就很有意思了。不得不说，这与蒲地的民风民俗有着密切关联。
　　这里居住的都是舜帝的子孙后裔，他们承袭着舜帝时代的土著风情。而制作陶器，则是他们乐业的本事。
　　当年，舜帝带领他们的祖辈在黄河边制陶，“河滨器皆不苦窳”，已经被他们当成了一种从业信条、一种人格坚守。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走俏就降低制作陶器的质量，就背弃道德、丧失良心去欺骗民众。他们始终如一，恪守底线，吃苦耐劳，保持了蒲地人民应有的社会情操，兢兢业业地将制陶技艺传承发展到坚固精良的最佳状态。如此，他们的陶艺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用这些精美耐用的陶艺制品盛黍装谷、汲水藏酒，甚至用它架火烹煮，都会赢得人们的满意和喜爱。因而，由“蒲”变成“缶”，就不是简单的地名更换，而是颇不寻常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人们在黄河边制作陶器时繁忙的景象，他们认真虔诚的态度，不正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精益求精吗？我们甚至可以相信，这里的陶器就是当时社会最优质的产品。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华夏族进入到商朝手工艺的发展状况，更体现出了那时候市场经济（物质交换）已经有了萌芽。
　　缶，一个新的地名，一个小小的斑点，出现在了九州版图上。历史行进到祖乙时代，已是商朝的第十三代了。这时候，商朝把国都迁到了一个叫“耿”的地方，就是今天濒临黄河的山西省河津市。缶，当然又一次成了“王畿甸服”之地。
　　我们只能说，缶地人民的身份又一次历史性地得到了提高。它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形态，都会得到重视。单就制作陶艺而言，其要求标准和工艺创新都会有新的命题。当然，这都是猜想，但毋庸置疑，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他们在创造物质条件的同时，还生发出一些奇思妙想，或者说是在生产劳动中不经意的一个偶然发现，就会触动一时的灵感，碰撞出精神层面的火花来。
　　他们发现了，他们发现的就是这个缶，能发出响亮悦耳声音的器物！由是，陶器变成了乐器，“击缶而歌”就诞生了，由物质层面自然地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且看《墨子·三辩》关于缶的记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
　　不敢说，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载歌载舞用的都是缶地的陶器，仅其精良工艺而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是最受人们青睐的一种特定乐器。应当说，这里的人民是受历史青睐的人民，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是华夏族群中杰出的代表。
　　如今，当年称作“缶”的地方，就是舜帝故里舜帝村，清朝时称诸冯村，属今永济市张营镇，它的西边是黄河，南边是南陶村，北边是北陶村。舜帝遗风，千年承续，依旧焕发着生机和活力。

杨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