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版图腹地，有一块依偎在黄河怀抱里的土地。黄河在这里挣脱了上游的襟束，展示了别样的从容，仿佛要把大浪淘洗的精华积淀下来。自从华夏先民开始“逐水而居”，这里就有了一座人类生活奋斗的早期城市——蒲。
　　“蒲”本是一种水草。人们把它的茎叶编织成蒲席、蒲棚、蒲帆、蒲团、蒲扇和蒲履，改善了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物质条件。当然，它也是一个被先民崇尚为祥瑞的植物，其深扎于水层泥土里洁白的根茎，不仅有着顽强的生命，而且是人们发现并乐于享用的一道美味菜肴。它结出的“蒲棒”虽然不能食用，但可以止血化瘀。它更是一个诗意的名字，在中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可见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描写。
　　作为华夏先民早期的活动区域，它是华夏文明演进中的一处重要驿站。在这个驿站里，炎帝柱发明耒耜，使华夏族告别刀耕火种跃进了农耕时代；在这个驿站里，尧帝设官分职，制定历法，与“四岳”同唱《击壤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秩序地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在这个驿站里，舜帝歌咏南风，倡导以德为先，重视民风教化，任贤使能，划州而治，百业兴旺，政通人和。即便后来舜帝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那一刻从这个驿站上空传向九州大地的，仍是深情无限的《卿云歌》……
　　这便是华夏族的“尧天舜日”时代。其理想化的社会形态，记录在了《尚书》里。而《尚书》反映的儒家核心内容，其思想教化大厦的基座，就在这个原始“驿站”里。它所映射出的理想而文明的社会光芒，当是华夏历史深处的蕴藏。这种原始社会形态，最赢得人们敬仰的是“公天下”。但自禹帝的儿子启登上君王宝座，一个新的王位继承体制便在华夏土地上开始生根。我们民族的名称“华夏”二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或许是出于对之前帝王的尊敬，夏朝的君王称自己为“后”。夏启，就是夏后启。他的国都安邑，即今天的山西夏县。这是一个颇具发明创造的王朝，立国后就创立了按距离王都远近来划分地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五服制度”。他们把国都称为“王畿”，然后以500里为率向外辐射，距离国都最近的称为“甸服”。这一制度，该是后世分封制的影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把舜帝时代的”十二方”疆域重新划为九州。这时候，“蒲”所处的位置就是王畿甸服之地。虽然隶属“冀州”管辖，但蒲地人民明显是在王城脚下生产生活。
　　到了商朝，他们仍然沿袭五服制度。但由于黄河经常泛滥，致使他们不得不四处迁徙。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就是对他们频繁迁都形象的写照。蒲，这时候则改了新的名字叫“缶”。缶，本是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但被用作地名，就很有意思了。不得不说，这与蒲地的民风民俗有着密切关联。这里居住的都是舜帝子孙后裔，他们身上承袭着舜帝时代的土著风情。制作陶器，是他们安居乐业的本事。当年舜帝带领他们的祖辈在黄河边制陶，“河滨器皆不苦窳”，已被他们当成了一种从业信条、一种人格坚守。如此，他们的陶艺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用这些精美耐用的生活物品盛黍装谷、汲水藏酒，甚至用它架火烹煮，都会赢得人们的满意和喜爱。因而，由“蒲”变成“缶”，就不是简单的地名更换，而是颇不寻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
　　历史行进到祖乙时代，商朝的国都迁到一个叫“耿”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山西河津。缶，这时候又一次成了“王畿甸服”之地，其地域风情和社会形态都得到重视。单就制作陶艺而言，其工艺要求自会有新的命题。他们竟然发现这个缶能发出响亮悦耳的声音！由是，陶器变成了乐器，“击缶而歌”就诞生了，由物质层面自然地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且看《墨子·三辩》关于缶的记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如今，当年称作“缶”的地方，就是舜帝故里舜帝村（清朝时称诸冯村），它的西边是黄河，南边是南陶村，北边是北陶村。舜帝遗风，千年承续，依旧焕发着生机和活力。
　　凤鸣岐山，周武灭商，华夏族的奴隶制社会落下了帷幕。就在这时，一首最早署名的诗歌诞生在这里的首阳山（中条山起点）上。其作者，就是司马迁在皇皇巨著《史记》里着重书写的伯夷和叔齐。孤竹国君在世时曾留下遗命，要传位给叔齐。等到孤竹国君去世，叔齐认为“长幼有序”，王位应该让大哥伯夷来继承。而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遗命，不能去违背。兄弟俩相持不下，便“让国而去”。伯夷和叔齐出国后，听说周部族“有道”“善养老”，就不远千里去投奔。可他们没有想到，这时候周文王刚刚去世，周武王就发兵讨伐商纣王。
　　何处才是他们安放灵魂的所在呢？面朝汹涌澎湃的黄河，仰望浩瀚无垠的苍穹，兄弟二人忧郁着，也迷茫着。商纣那么荒淫残暴，难道不应该讨伐吗？奴隶制社会下的人民，难道还甘于被奴役的苦难吗？他们当然对这种社会制度深恶痛绝，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武力战争给人民带来更深的灾难，他们希望统治者应该追慕“尧天舜日”而广施仁政、恩泽四方。他们心中的理想，就是期望国家能够君臣相宜、万民同欢。拖着沉重的脚步，兄弟俩茫然四顾。历史的车轮，仅凭他们二人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天下宗周后，他们便隐身在黄河边的首阳山里，做了商朝的遗民。冷了，就相拥而栖；饿了，就采薇而食。当年舜帝耕耘处，如今二子守心田。若干天后，有一农妇上山砍柴说这薇“岂非周土所生乎？”这下，两个嫡亲兄弟连薇也不采了，索性开始绝食。临死时，他们唱了一首《采薇歌》。伴着黄河的浪涛，这歌声该是雄壮有力的；和着山巅的清风，这歌声该是悠远绵长的。
　　他们到底是愚蠢还是迂腐呢？答案是：他们既不愚蠢也不迂腐。他们只是坚守了华夏子民深入骨子里的那一份思想精华，只是践行了尧舜时代一脉相承的那一份文化本色。也正是如此，伯夷和叔齐被写进了崇尚尧舜思想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里。
　　或许，正是由于伯夷和叔齐“抱节守志”给了开创“封藩建卫”的周朝精神上的触动，他们在建国伊始就特别重视“礼乐文化”。这，正是尧舜时代治国思想在一个新的王朝社会的理论大丰富和大汇总。后世儒家一再推崇的《周礼》，就是这时候产生并成了治世纲领。它不仅适用于当时社会，而且一直在华夏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彼时，以首阳山为中心的这一块地域，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后裔受封之国“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诗经》里的“魏风”篇章，就是对它地域风情的一种诗意描绘。尤其是脍炙人口的《伐檀》和《硕鼠》，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无邪的孩童都能轻松背诵下来。
　　黄河之滨，首阳山下，如今的伯夷叔齐之墓依旧是静默的。它的主人明白，静默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他们不需要再去向后世历史诉说当年的忧郁，因为他们的思想灵魂早已在王朝更迭中羽化成了纷飞的蝴蝶，春风细雨一般滋润着华夏九州的每一寸热土。
　　周朝在历时800多年的过程中，其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等上层治国构建均属一流。许许多多智慧的光芒，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在华夏历史进程中，其无疑是一个精神财富最熠熠生辉的时代。但它正好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转型的交汇点上，这就使得它在立国270多年后出现了一个“断崖”。这个时代，由于周王室迁都于原先王城的东边而称为“东周”。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当然就是西周了。而由于东周特殊的政治构成和社会形态，又被历史学家分成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是五霸争雄的时代。位于黄河岸边的诸侯国“魏”，隶属于晋国。其采邑有蒲、首山、栎、阳晋、智、王官、芮、羁马、封陵和翳桑，可说是“方国林立”。当时，与晋国一河之隔的秦国势力较强，是个有心计、善远谋之国，军事策略是远交近攻。晋国当然也很有实力，却时常发生宫室之乱。为了稳固疆土，晋国便设计了一个以柔克刚的外交策略——秦晋之好。“秦晋之好”不仅对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强化作用，而且还成了象征姻缘美好的一个代名词。当年秦穆公迎亲的彩船，就是从蒲邑的渡口登岸的。后来，重耳回国、秦伯伐晋、河曲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带，都在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里有着隆重书写。
　　《左氏春秋》里，有一篇“晋灵公不君”的文章很值得关注。晋灵公虽然不及夏桀、商纣残暴，但也堪有一比。其“不君”行为，怪异得让人难以理解。他忌恨大臣赵盾，就想着法儿去加害。赵盾是大家公认的品行和能力出众的卿大夫，有着非同常人的政治警觉。晋灵公每一次设计害他，他都能化险为夷。但有一次，却遇到了麻烦。要不是当时围杀他的一个甲士倒戈，他早已被乱枪刺死了。这个甲士名叫灵辄，家在首阳山西边的翳桑。赵盾曾在首阳山打猎，途中看见他饿倒在路边，就下车给他食物吃。他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说要把剩下的一半留给母亲。赵盾非常感动，就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一份。时过经年，以赵盾身份早就忘了此事。可是，灵辄却深深记在心里。后来，灵辄竟然做了晋灵公的甲士。赵盾身陷险境，他一跃而出拼死相救。因晋灵公提前让人卸了赵盾所乘车马的一个轮子，灵辄在杀出重围后，“扶车以臂承轴”，打马奔跑将赵盾护送出城。
　　知恩图报还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智伯的城池已成了一片废墟。在其西北方向，掩埋着豫让。两处遗迹的主人，仿佛目光还在相互对视着。一个得到了生命中的知己，一个报答了曾经的知遇之恩。
　　真该感谢这块热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故事。站立在黄河岸边，不息的涛声仿佛还在传递着舜帝“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的悲悯情怀；行走在蒲草茂盛的河滩里，瓦器的节奏和着《诗经》的歌唱仿佛还是那么迷人和绵长；登临在首阳山巅，两个不朽古贤人清纯的目光仿佛还在默默注视着岁月的更替；徜徉在渡口旁，两千多年前那乘船迎亲的鼓乐声响仿佛还在黄河岸边回荡……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义士灵辄和侠士豫让，他们生命的气节和价值取向怎能用岁月来丈量！
　　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悠远、文脉永续的地方，她最初的名字叫“蒲”，数千年后才有了新的名字——永济。

杨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