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对我们家过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全家总动员。
　　过了腊月廿三，母亲就和走街串巷到家门口卖豆腐的李大爷约好，订一桌豆腐。廿九那天，送上门来。
　　豆腐一块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码在几只水桶里，桶里浸上凉水。水漫过豆腐，又不能太满，放在院子里。
　　有了豆腐，就着手炸土豆，炸豆腐。土豆一个个洗净去皮，切滚刀块。豆腐切巴掌大的四方块，稍厚。炸好的土豆块和豆腐，色泽金黄、外焦里嫩。炒烩菜的时候，把豆腐斜刀从中间一劈为二，切菱形块。一半银、一半金，煞是好看。
　　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不煮肉丸，不蒸馒头，不炸油果。偶尔，买只猪头。买回来的猪头本也是收拾过的，但父亲嫌猪毛没褪干净。收拾猪头自然是二哥的活儿。
　　二哥先把火钩子插在煤火里，再把猪头找个合适的地方放平，放稳。准备妥当后，火钩子也已经烧红。二哥用烧红的火钩子烫猪头上褶皱处没有去干净的猪毛，再用镊子拔去毛茬，还要用刀片刮一遍。最后，用清水洗得干干净净。
　　煮猪头、片肉、调味，那是大哥的事。厨房里，大哥将猪肉一块块切好，厚薄均匀、大小一致，炖一大锅。炖好放在院子里，满院飘香。肉凉透后，上面结厚厚一层油，盖好盖子，过年待亲戚。
　　母亲在准备饺子馅。肉剁碎，葱切末，萝卜焯水。各种需要的东西都混在一块儿，只需机械地剁。剁匀的时候，我接过刀继续，而母亲去打糨糊。糨糊打好凉透后，饺子馅也剁得又稠又黏，往中间插一根筷子，直立不倒。
　　这时候，二哥带着我和妹妹贴春联。先从大门开始贴。按照老规矩，大门一贴好春联，已经出嫁的闺女，就不能进娘家门了。再进门，得等到大年初二。从这个家门嫁出去的闺女，初二来的时候，已经是一门亲戚了。那时候，我欢天喜地贴春联。哪里又能想到，会有一天，一副大红喜庆的春联，却是我迈不进去的一道门。
　　贴好春联后，二哥和弟弟在院子里架年火。架年火也是技术活，不能太实，怕燃不着、烧不透。也不能太虚，怕烧的时间太短。中间要空，边要实。二哥是行家里手。
　　我和妹妹凑在边上看热闹，母亲吩咐去找点沙，我俩一听高兴地就往外跑。母亲让找沙，那就是要炒花生了。
　　我俩从盖房子的邻居家讨回一点沙，帮着母亲炒花生。先把沙在锅里炒热，然后把花生放进去，一起翻炒。花生炒到八成熟，和沙一起倒出来。利用沙的余温，把花生焐熟。这样炒出来的花生，受热均匀，容易炒透也不容易炒焦，又酥又脆。
　　待锅凉到温热时，再接着炒瓜子，平时积攒挑选的瓜子，一颗颗又大又饱满。瓜子炒到金黄时，连锅一起端起来，把瓜子倒在冰凉的地面上，均匀摊开。冷热一碰撞，瓜子个个咧开了嘴。
　　一切准备就绪，好像只等过年了。别急，在我们家，除夕守岁，才是重头戏。
　　我们都万事大吉的时候，父亲隆重登场了。每年过年，父亲一般都要买点牛肉或者羊肉，在除夕晚上亲自炖。
　　记得有一年除夕，父亲炖牛肉。牛肉炖起来改成文火后，父亲说，慢慢炖吧，得好几个小时。来。咱们打牌。我们兄妹几个欢呼雀跃，我拿出来崭新的扑克牌，弟弟裁纸条。老规矩，争上游。
　　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牌，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粘上了纸条。这时候，突然一阵奇异的香味飘过来，我们都猛吸鼻子。父亲喊一声“牛肉”，扯下脸上的纸条，跑进厨房。
　　一锅牛肉炖干了，却是不焦不糊恰到好处。用父亲的话说，火候刚刚好。早一分钟不够，迟一分钟则过。
　　牛肉炖好后，大哥开始准备年夜饭，二哥帮厨。我帮父母亲包饺子，弟弟妹妹准备碗筷、摆放桌椅。我那时候不会用擀面杖，全靠两只手按面片。按出来的面片一个个圆溜溜，一般大小。
　　都准备就绪后，饺子下锅，一盘一碟端上桌，一家人才整整齐齐坐好。然后，打开那台黑白电视机，边吃，边看，边等新年的钟声敲响。
　　如今，那些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佳肴，成了舌尖上的记忆。而那种对过年的急切期盼，还有那份全家大小其乐融融的温暖，却深深地根植于心。

赵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