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正月，我就时不时地想起儿时看的闹红火。
　　老家的红火，都是一过年就排练上了。无论农业社还是厂矿企业，家家先把上一年闹红火用的家伙什，都搜寻翻腾出来；穿过的演出服，婆娘们领回去，把烙铁烧红，垫上干净的湿布子，熨展；锣鼓队的人，把大鼓小鼓抬出来，在太阳底下，把鼓皮子反复晒一下，这样，敲起来响声会更清脆、洪亮；镲铙上挂的红绸绸，脏了烂了的，一律买上新的换过；表演队伍的门旗，旧了的，重新扯上丝绒，扎了花边，把字号做上去。排练的时间，一般是上午10点左右，太阳升高了，天气也渐渐有了暖意，但依然很冷，口里呵出的气落在眉毛上，会结一层白霜。那擂大鼓的，边擂边出汗，一轮下来，穿的背心就湿透了，头发上还会不停地冒出热气。
　　正月里的红火，大多是在城里的繁华街道闹。企业厂矿的算是一拨，各公社大队的是一拨。县里有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后来一直就叫春节文艺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春指委”，专门负责安排协调闹红火的具体事宜。白天谁前谁后，晚上谁家先表演谁家后表演，都由县里的春指委决定。准备了近1个月的红火，各家都想在这几天大显身手。虽说表演只是一会儿的事情，但表演队伍早早就准备上了，化好妆按指令在指定地点整队候场。正月里，天正冷，就数这候场的时候最难挨，个个冻得口里冒热气，双脚直跺地。倒是，真正表演开了，也就顾不得那冷了。
　　我看红火，都是跟着父亲。吃过早饭，太阳就暖融融的了。父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到大街上看红火。父亲喜欢摄影，出门时，还要带上他的120海鸥照相机。父亲怕我们被挤着，就带着我们来到县城东大街文化馆的二楼。父亲在农政部工作时，和文化馆里的人都很熟悉。文化馆是幢临街的二层楼，向东不远就是县政府，这条路是闹红火的队伍的必经之路。文化馆二楼上有几个窗子就正对着大街。到了二楼，我们趴在窗户上，望着大街，等待闹红火的队伍过来。父亲就到隔壁的一间美术工作室，那是画家王捷三和靳冠山两位老先生的画室。在美术工作室里，父亲与两位老先生及来看闹红火的朋友们聊天喝茶，等闹红火的队伍过来时，我们便跑进去告诉他们，父亲和他们也就赶快来到窗户前，一起看闹红火。这样大致看一遍后，我们还要随父亲再到几个重点表演区域细看，比如鼓楼底十字路口和县政府门口。那时，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开路，我们兄弟尾随其后，七钻八钻，也就到了前面。实在人多接近不了表演队伍时，父亲就让我和二弟自己找空隙钻到前面看，他把三弟举在自己的肩膀上看。我想，父亲是看不到什么的，只是三弟在父亲的肩上看得直踮小屁股。越踮得厉害，父亲笑得越欢。有时候，父亲在表演的队伍里，遇到了自己下乡点村子里的红火，与带队的人打过招呼后，父亲就把照相机打开，给闹红火的照几张相。那时，闹红火的人就越发闹得欢，身板扭得也就越发夸张。结束时，父亲总不忘叮咛几个村里的老熟人，闹完红火来家里吃饭，喝几杯。
　　不痛不痒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正月里看闹红火也上瘾。还有那些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耍背棍的新老艺人，一过年，浑身就发痒，就想闹红火。尤其是在闹红火中，抖了一辈子“洋相”的老搭档，更是舍不得那份留恋。一听说要闹红火了，发痒的腿都不知往哪里放。这一份关乎痛痒的感觉，就深藏在人间的烟火里，让人思念。我负责电视台工作时，正月里也闹过几年红火，也置办了不少鼓、镲、铙，也买了一些表演服装，也换了几次门旗。现在，每翻到那些年闹红火的照片，总是那么热血沸腾、那么让人怀念。后来，不闹红火了，冷落在库房里的这些东西，都赠送给了包联的村子，或许，对他们还有点用。
　　时光荏苒，转眼多少年过去了。每年临近正月十五时，在寒冷的冬天，推开门推开窗，远处隐约响起闹红火的鼓点，就仿佛看见那挤来挤去的人流。

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