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父亲的草帽是“租”来的。
　　看着父亲“嘻嘻”地笑也不反驳，边笑边把勒在下巴的白布带摘下来，慢悠悠地把草帽挂在了红砖墙上。
　　这是父亲的第一顶帽子，也是父亲唯一的一顶草帽。
　　父亲进了城，便再没戴过这顶草帽。有时从帽子店路过，打眼儿看见了类似的帽子，那种朴素似乎有些天然的似曾相识、天然的可亲。父亲一愣，眼神里流露出无可言说的怀念。
　　屈指一算，父亲的草帽陪伴了他半个世纪。
　　父亲是个好把式，家里家外的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春风浩荡，父亲就戴着草帽在略带寒意的风里做着重体力活，耙地、扬粪、起垄、下籽；夏日炎炎，铲地、间苗、施肥、喷洒农药，父亲更是戴着这顶租来的草帽遮阳；秋收打谷、扬场，父亲的草帽派上了大用场，时刻不离身，挡风，遮灰，防止迷了眼睛。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换了衣服，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季节，唯一不换的就是父亲的草帽，好像这顶草帽长在了父亲的头上。
　　长大后才知道了“租”的含义，那是父亲勤劳的一种委婉说法，又像是敬业的代名词，早晚兢兢业业地守着农田。我说嘛，母亲说这话时带着笑意，而父亲的笑脸已经堆成了深秋的菊花。
　　父亲说，做什么就应该像什么，言外之意，做农民就应该像农民，像农民就应该拥有一顶草帽。
　　我极为不服气。
　　我那时刚刚高考落榜，心情极不舒畅，父亲就张罗着给我编了一顶草帽，一刻不闲地拉我去铲地，除草，秋收。我的心多有不甘，但又无能为力。从戴上草帽起，我忽然感到，也许我的一生将要戴着这顶朴素的草帽，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父亲绝对是个“怪”人。
　　人家睡觉的时候他偏偏起得早，说早起头上没日头，脚下凉快好下锄；等吃过了早饭，日上三竿，他说顶着日头锄地，锄一遍顶两遍；日头偏西了，该回家了，他却说，再锄一会儿，这会儿蚊子、苍蝇还没上来，等天黑透了再回也不迟，好到家就吃饭。
　　他什么都有理，都有说辞。那时“恨”透了父亲，为发泄气愤，我把头顶上的草帽扔得很远。等气过了、气消了，只得又把草帽捡了回来，不停地扇着脸上的暑气和内心的怒气，极不情愿，想着时间都浪费在地里了。
　　也许，每个戴草帽的人都有不甘，他们受时代的因素、家庭的影响、贫困的桎梏、个人的不得已，才戴上这顶草帽，成了一个农民，又不得已，在多年的劳作中，成了一个好把式。尽管如此，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他们知道，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做得出色，做得好，做得高人一等，把真切的生活过成美满幸福。
　　那个夏、秋两季，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土地、给了庄稼。那顶草帽陪伴我，有了我人生最初且深刻的体悟。体会了农民没黑没白的辛苦，也理解了父亲不近人情的做法。如果他不是有意对我的历练，如果他没有激发我内心的斗志，换句话说，父亲当时如果和我讲大道理：你重读吧，读书能改变命运，我哪能顺心顺意地接受？不体会生活的艰苦，我又怎能心甘顺服呢？
　　岁月翻转，我也成了父亲，知道了“父亲”两个字的辛苦与无奈、责任与义务，知道了一个父亲面对比自己还高大壮实的孩子应该如何说教。
　　我庆幸人生有一顶如父挚爱的草帽。
　　给你一顶草帽，就是给你的人生一次刻骨铭心的历练、一次大爱无言的激励。

朱宜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