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清明上河图》,在中国乃至世界名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鳞次栉比的城楼屋宇,摩肩接踵的街市行人,郊外的驼队、羊圈、田地,五米余长的画卷徐陈开的,描绘了北宋时期,京师及其周郊的繁荣景象和自然风光,更是千余年前社会历史和世俗社会的实录。杨遥在新作《理想国》中,塑造了诸多群像式人物,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普通人的历历生活,通过惯常的经验和逻辑滑入读者心间。一如《清明上河图》的绘就。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将家乡化名为一个叫作约克纳帕塔法的地方,写在他的10多部长篇和70多部短篇小说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格非的《望春风》,数不尽的作家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停留、再出发。杨遥也不例外。《理想国》一书篇目结构并不是随意罗列的,而是遵循乡土——城乡——城市——回归乡土的模式设定的。
乡土叙事中的,最突出的就是冲突和逃离,以及信仰坍塌的人生境遇。《黑色伞》中的蔚仙儿,敏感善良,只因不愿看着镇上铁管里的水白白浪费流走,用玉米棒子插堵水管,反倒成为全校、甚至全镇人心目中的“恶人”。她将信念集中在修复捡来的“那把破烂的伞”,以及寻找一把新的破烂的伞上,却在即将翻找到的时候被“一根生锈的铁钉穿过鞋底扎在她的脚上。”挣扎有多强烈,被现实的反噬就有多强烈。《炽热的血》中,透过一摊黑血,赵青看到了引以为傲的父亲和表哥,有的只是虚张声势的气焰和精神反暴的行径,由此,“赵青觉得赵庄很无聊,做个木匠也没意思,他想离开赵庄,离得远远的,这个暑假太漫长了,但赵青再没有去过水库。”
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普遍性的蔓延,还有对抗、挣扎、无奈、沉沦、坚守,等等。对于势不可挡的时代变迁与进步,作者是肯定且向往的,但也有惆怅与悲哀,所以他常常触及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境遇的深刻省思。《白色毡鞋》,作者聚焦修鞋匠人这个传统行业已经经历的兴盛、变异与消逝。他礼赞匠人姚三的职业坚守和道德品行,向往并追随现代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同时也对现实势利浪潮给人情伦理和职业秩序带来的颠覆性冲击,深感痛厄。最能吃苦的一代人,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时代和记忆,还有文明和秩序。
在这部作品有关城市的叙述中,虚妄与救赎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理想国》这篇小说中,何无用夫妻终于在孩子高考结束后,住进自己闲置了10多年的家——理想国小区。买房时便于孩子上学的理想没有实现,时隔10多年住进来,却连进去小区的时间都要受制于门房老头,“因为看门房老头,理想国似乎不太理想”。何无用一家与邻居胖女人、门卫老头的接触,辛巴与虎虎由相杀到相亲,无不诠释着人对理想的追求希冀和现实操作。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他设置了又一波情节的高潮——“笼中人”的行为艺术展。人生的荒诞和戏谑,理想与现实的分崩离析,随着笼子中父亲悲凉而伟岸的形象,笼子外观众的猎奇和置身事外的心理,一并树立起来,“理想”二字愈显沉重。
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在城乡变迁的持续追踪与写作中,敏锐地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现象,并开始新的思考。同样是对裱匠人的书写,早期创作的《逃跑的父亲》表达出的是对传统手艺人的生存悲悯,和传统行业衰败的隐痛,《父亲和我的时代》则更有层次感。“我的时代”下,生活在城市里的“我”反倒成为乡下传统手艺人“父亲”的启蒙对象,这一叙述立场的积极转变,不仅写出了新时代新型的父子关系,也写出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变革下,农民热烈而丰沛的精神生活,传统手艺经历的困局与破局,让读者看到了传统匠人对手艺和精神的执着坚守,看到了城乡生活的积极互动与有效衔接。
杨遥的小说,如同一条不急不缓的河流,将其对时代的全部印象和理解,都化作个人绵密的、细腻的情感和语言,流淌入读者心间,越积越深。《理想国》里一共有中短篇小说18篇,是他2019年以来作品的选集。一篇篇分别叙述的中短篇,一如土地上排列整齐的田垄,构连成的是一片四面延展开的广袤平原。
他的作品没有宏大的叙述却有广阔的场景和开阔的主题,有的是绵密厚实,肌理丰盈,时代容量饱满。《把自己折叠起来》中,李老虎在外摸爬滚打多年的感悟化作一句:“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向在省城生活的儿时玩伴舒文寻求帮助,希望能够通过舒文的引荐,得到乡镇书记孙林的青睐,给他一个村委主任的职务。由此,在饭局上极力表演把自己折叠起来。折叠的是身体,准确来说是经不起折叠的身体,以及人性中莫大的屈辱。权力的崇拜,欲望的膨胀,压缩了人们精神的信仰,引发了诸多时代隐疾。李老虎表演把自己折叠起来的饭局结束,“同学们散去之后,漆黑的天空中有几个礼花升起来,发出绚烂的光。有几粒凉丝丝的东西落到舒文脸上,像雪、又像雨。远处一声长鸣,传来夜火车进站的声音。……舒文随着人流进了站台,正月初五,做绿皮火车的人还是这么多。但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和几年前不一样了。”舒文在酒局上目睹了李老虎的疼痛,也感受着时代失序的疼痛。
细细思量,他的小说开口其实都很小。《理想国》这部作品中,都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把自己融入平民的生存空间,通过在寸尺间不断变换时间的刻度、人物的环境,以及观察的角度,来丈量具象的社会生活细节,更加完美地完成具象的情感带入,更加深刻地完成他要表现的现实抽象本质。
同样的,他的笔触很小,结尾却能大。《未来之路》中,莫小戚得到母亲压得“平平整整”的一毛钱的支持后,他专门洗了头发,准备清清爽爽地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回家看到的却是酗酒到吐血的父亲,和心力交瘁的母亲。就在母亲拿定主意要离婚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姨姐来了。姨姐带着姨姨姨夫离婚的悲伤来了,却也带走了莫小戚父母要离婚的悲伤。对位式、简约式的描述,形成了两个家庭的相互救赎。“莫小戚穿上衣服走到大铁盆前,鱼没有了脑袋,大半个鱼身子横亘在铁盆中,长脑袋的地方在往出渗淡淡的血迹。”这是文章最后一句话,渗血的无头鱼成为这个故事的结局,也成了一段时代的记忆。
创作题材,尤其是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主义小说题材创作,写作手法需要改造、创新。不仅需要将复杂的、模糊的、遥远的情态和时间,极具表现力的进行真实的、新鲜的、具象的表达,还要将个体、个例的人所蕴含的普遍性、复杂性写出来,并且,不落窠臼。这就对当代作者的文学表现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杨遥的作品,不动声色间,就能够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语言、情绪的自然流动,人物、情节的自然展现。这得益于他在表达技巧上经年累月的琢磨以及创作实践。
掩书又想,《理想国》里写的人和事,人物形象清晰而又模糊,杨遥所塑造的不止于形象,而是他们的兼具普遍意义的灵魂,情节不像是写出来的,更像是基于某种情感一圈圈漾荡着自然氤氲开的,每漾开一圈,就让我情不自禁地挪动着自己的思考,进入故事、走出故事。如同《清明上河图》慢慢铺开的卷轴,绘就的是世俗百态,挪动的是时代寸土,承载的是通向未来、对接新生的无限可能。
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