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春林新著《与杰作的灵魂相遇——当代长篇小说八家》

　　王春林是当代文学评论界一位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力的学者、评论家，自1987年始，从事文学批评30余年。他专注于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新著《与杰作的灵魂相遇——当代长篇小说八家》前后辑录了邓一光、贾平凹、李洱、林白、罗伟章、王安忆、王尧、薛忆沩8位作家近年出版长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该书是由吴义勤主编的“新时代文学批评丛书”中的成果。
　　山西省作家协会曾有一个重要奖项，名为“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设立于1999年。王春林曾获得2001年度“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这似乎冥冥之中指向了王春林与新世纪文学的紧密关联。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间，王春林始终执着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以庞大的文学阅读量与文学评论文章有效参与到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现场，及时发出了“专业读者”的声音，努力发挥了学者之于学科的积极建构作用。贺绍俊曾有一篇评评论王春林文学批评的文章，题目为《一头认真的批评“大象”》，生动诠释了王春林的文学批评状态。
　　王春林的文学评论，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属于体悟式批评，以某种理论为体系架构做分析解剖的文字含量并不密集，但王春林的评论文字饱蘸情感，对文学心怀挚爱，对人性充满向善的期待。同时，庞大的古今中外文学阅读量，支撑了评论文字的史学纵深探讨与世界视野的横向比较。论著所关联的评论对象，均是在文体的丰富性与创新性上颇有建树的作品，如贾平凹的《秦岭记》，这是一部长篇笔记小说，重拾古人笔记笔法，状秦岭天地万物。王春林高度关注文本形式层面所产生的阅读惊奇感与内容层面“对人生和世界某种虚无本质的彻底看破”的思想内涵，为这篇评论文章拟了一个精神气质上与作品高度契合的题目——《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化用了《金刚经》中的一段话。这一层面的作品圈定，还包括对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的评论，王春林以《方言、文体与思想内涵的丰饶》为论题展开评论，对王尧长篇小说《民谣》以《自传性、结构或者‘小说革命’》为关键词，对薛忆沩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以“时间”“戏中戏”等为关键词。庞大的专业阅读操练，使得王春林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了更多宏观性的、前瞻性的思考，诸如在上述对文体创新文本的追踪与分析基础上，王春林做出判断：“细细观察以上这些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我们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念其实需要发生相应的改变。依据笔者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跟踪阅读的感受，同时结合参照中国古典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状况，我个人以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所持有的，应该是一种带有突出开放性质的优秀长篇小说理念。我想，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文体的角度把这一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划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这样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这样的基于创作现场的思索与判断，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庞大的古今中外文学阅读量，也令王春林的行文呈现出如数家珍的自如。比如对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的评论，“依据笔者多年来的阅读经验，作为一位作家，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精神恐惧情绪的真切书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还比如对贾平凹《秦岭记》，“如果连同《青蛙》这部长篇小说在内，《秦岭记》应该已经是贾平凹第二十或二十一部长篇小说。”这样的评论文字，都是需要庞大的阅读量支撑的文学阐发与判断。
　　谈及王春林，也便联想到批评观的问题。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文艺现场的近距离追踪，敏锐捕捉问题，跟踪走向，做出及时评价。这显然是一项耗时、费力且具有“风险”的工作。有学者强调文学批评贵在“批评”，也有学者强调“建构”，更多关注当下文学的进步与成就，优点和创新。王春林显然是后者。王春林曾发文阐发自己理念，文章题目为《批评家作家之间未必非得“你死我活”》。。我更倾向于认同王春林的观我更倾向于认同王春林的观点。因为凡进入批评家视野并动笔开展评论的作品，势必首先是值得评价的作品，即便有瑕疵即便有瑕疵——瑕疵于一瑕疵于一部作部作品而言，显然很难完全避免——但也是瑕不掩瑜的作品。也就是说，文本也即批评对象的选择过程，即已经开始了批评。虽然鲁迅先生曾提出了“剜烂苹果”的评论观点，但那句话的语境，是在时局混乱、国外译作数量较少的情形下，鲁迅提议批评家们“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倘不是穿心烂”，“还可以吃得”，以尽最大努力去芜存菁，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而在大量文学文本被生产和传播的今天，“剜烂苹果”的含义显然要更为复杂和深刻，也要有更细致严谨的选择和研判。“剜烂苹果”首先要判断苹果值不值得剜，要进行有效的文学批评。
　　这其实便回到了文学批评的“破”与“立”的立场问题。“破”与“立”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破”的目的不应单纯在于“破”，而应最终在于“立”。否定和肯定作为阐释的两条轨道，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也不是判断真伪的标准。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确实不应是“你死我活”的，二者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独立的。《文心雕龙·知音》篇将文学阅读描述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贺拉斯把批评比作“磨刀石”，虽然不能直接切割东西，但可以使刀更锋利，都强调了批评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与良性互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至今，文学史书写俨然已经成为学院知识生产的热点。但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着力于当代文学史料打捞的“科学范式”。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肌理，既是共时层面优质作品的聚焦、圈定，又是历时性的时代检验与艺术评估。面对日益浩荡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量，这第一步的遴选何其艰难。这是选家阅读量与鉴赏力、胆识与公心的考量，是具“试错”性的“当下”判断。数十年坚持深度追踪当代文学现场的王春林，是当代文学史建构历程中的积极介入者，是不讨巧的当代选家，以庞大的阅读吞吐量，紧跟文学现场，做出文学批评的时代判断。曾读到过这样一个表述：“成功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进入王春林评论视野的这八部长篇小说，也确实不断入选各项榜单，先后摘得各个奖项，进入了经典化的时代检验序列。

崔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