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夫。
　　他儒雅地微笑、儒雅地喝酒、儒雅地看着每一个人，然后，儒雅地慢声细语。
　　在小酒馆门前的路边——小酒馆一般是结交朋友的地方。正好是夏天，空气“滋滋”地冒汗，热也是传染的，人也忍不住想冒汗。路边有风，有风的地方也冒汗，但风能够把汗吹掉。
　　坐在路边喝酒的时候，我们慢慢地就熟了。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了，也许还不熟；有的人就一顿酒，几根豆腐干、一碟咸菜，而且就在一个小酒馆，还是小酒馆门前的路边，也没喝多少，就熟了。
　　后来知道，我们还是群友。当时有那么一班人，对大同古城情有独钟，在QQ里建了一个群，叫“古城保护群”。虽然是个“古城保护群”，但大多是摄影爱好者，而且，有好多人已经不是单单的爱好，而是早已“摄”出了名堂。群一建立起来，就常聊天、常喝酒。群主把我拉进来的时候，他已经是资深群员了。
　　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只是跟一个喜欢摄影、喜欢谈论古城的大夫坐着，偶尔会聊一聊医院故事、医生趣闻，或者聊一聊“神经”和“精神”的关系。
　　某一天，他说想拍摄耍孩儿——其实他已经拍了好多，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耍孩儿，跟着耍孩儿剧团拍摄了好久。他跟到了矿区、跟到了农村，他跟在雨天、跟在晴天；当然了，剧团演出一般是在冬闲，北方的冬天大多脾气不好，冰溜子顺着屋檐戳下来，冷风把树枝拍得“啪啪”响。这样的时候，他可能就窝在戏台下面的某一个地方，手握着相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舞弄镜头呢。后来他说想办个有关耍孩儿的图片展，翻开相机，却是有了那么那么多的片子——却是连一些已经不在世的耍孩儿老艺人的片子都有，却是连耍孩儿的发源地北楼口的戏台也有，却是连飞罗面故居的片子也有。这哪是一个整天握手术刀的大夫做的？却确实是这个握手术刀的大夫做的。
　　耍孩儿图片在图书馆、文化宫、云冈石窟和省图书馆多地展出的时候，人们听说拍摄者是个大夫，都瞪大了眼睛。
　　再后来，他突然又有了想法，这想法，文化人想出来还是顺理成章的，却是他这个大夫率先想出来了，而且很快就把镜头对准了大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
　　“这些人为大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好多人年纪都很大了，如果不及早把他们的影像记录下来，或许哪一天就不在了……”
　　在一个陌生的领域联系到一个人不容易，跟人沟通有时候更难。一辆小型电动自行车驮着一个修长瘦削的身影，在礼拜天、在节假日，辗转在大同的一个一个小区；还有北京的、还有太原的、还有更远更远的，他先联系好，再自掏腰包跑到这些地方，留下那些人的镜头。100个文化人、100张面孔、100种性格变成了一本书，100个为大同文化艺术事业留下痕迹的人在他的镜头里留下了痕迹；而他，也在大同文化人的心里留下了痕迹。
　　100个文化人影集面世了，100个文化人的影像展让大同人了解了这些人、也读懂了这些人。而这个叫“云中小川”的握手术刀的人，却是把一滴一滴的汗水流在了寻找和发现的路上；而且，他仍然走在路上，他又把目光放在了前方，并执着地前行着。是的，寻找是艰难的，发现更加不容易。而“云中小川”在用他的心和相机寻找和发现的过程中，也让大同的文化人发现了他、认识了他，并跟他成了朋友。
　　有人叫他刘大夫、有人叫他刘主任，还有人只叫他小川，或者兄弟；有一些叫他刘大夫或者刘主任或者小川或者兄弟的人，已经走了。人们说，他用镜头把他们留下了，这真是不容易。
　　这真是不容易。我现在跟他喝酒的时候，感觉已经不仅仅是在跟一个大夫喝酒了。

侯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