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就在您的家乡，沁水县的尉迟村。它坐落在大山里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西靠大凡山和凤凰山，东有沁河水流过。我回首眺望，红瓦白墙的房屋高低错落，热闹的春意挤满了院落和村巷，怒放的桃花和丁香温婉了村庄的灰暗与冷清。村里的人说，您把尉迟村里的人、事留在书里，您把沁河两岸的人、事都写活了。您知道，变换的是沁河两岸的四季风光与风物民情，而永远不变的是土地上的人和世道人心。村头尉迟门不远处展厅前的松柏林荫里，立着一座座书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纪念碑，《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真的，犹如一座又一座文学的丰碑，屹立在沁河两岸的大地上，屹立在中国北方农村的大地上，屹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辽阔森林里。陵园两旁松柏间的一块块碑石上，黑白分明地镌刻着众多名人名家对您的著作赞誉的文字。面对众多的权威和大家把您捧为“方向”“旗帜”和“道路”时，您的内心世界里恐慌不安。您说：“我个人觉得有拔高的意思，怕影响不好。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个摆地摊的，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那个外墙厚重的小展厅吸引着前来拜谒的人们。一走进那深褐色的大门，肃穆庄重的气息就从四面缓缓散发出来。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与黑暗抗争的艰难探寻，还有那些风光岁月，引起了后生晚辈的驻足观望，沉思遐想。那些照片里的您，总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两手袖在一起，像个乡村里的会计或教师，过着极简而清淡的日子。1947年1月，一位叫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来到边区要采访您。他说：“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很可观，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您说：“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三里湾》写完之后，几家大出版社都来“抢”稿，但您都婉言拒绝，把稿子交给了小小的通俗读物出版社。那些大出版社不理解，问道：“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费少，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版呢？”您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冲这一点，我就决意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便宜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您的这一招还真的惠及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群众，而且激发了一些农村青年文学创作的热情，当年的陈忠实正是其中之一。《三里湾》是陈忠实平生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读完后，他竟然拿起笔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以致后来写出了“垫枕”的《白鹿原》。直至2015年他仍回忆说：“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就是赵树理。”
　　这里就是您的故居，您的祖屋。这座清朝的老院是有些灰暗、苍老、落寞和斑驳。二楼的木质门扉紧闭，通向它们的楼梯亦是暗淡发黑，仿佛古书的样子，犹如历史的颜色，岁月沧桑，时光在它们身上留下沟壑斑驳。您曾经在这个老院里爬上爬下，看略懂中医的父亲赵和清烧香供灯，吃斋念佛；迎接不沾烟酒、不吃葱蒜的舅舅，给您讲敬惜字纸的故事。您更多的时间是和母亲种地收粮、挑水喂猪。您从小就喜欢上党八音会、盲人说书、上党鼓书、上党梆子、民歌、民谣这些尉迟村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当然，这里也保存着您始终追求并向往的夫唱妇随、生儿育女的温馨而清简的生活。马素英和关连中都是尉迟村典型的贤妻良母，给了您无限的家的温暖与避风港的抚慰。您也始终是一个很认真、很固执、很倔强的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个性鲜明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不看风使舵、不粉饰太平的人。您说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群众的思想状况做细致的工作，否则会造成无穷后患。”
　　我看见老院中央的那棵梧桐树，高大，修长，繁密茂盛，那么充满力量地绽开了崭新的春意，绽开了生命的不屈不挠和精神的宽阔绿荫。我忽然想起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归纳老舍和您相同之处的话：“……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他们幽然，都是说笑话的能手，几句话，就能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自己却一点也不笑；他们都很谦虚，但在原则问题上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待自己非常严格，在生活上严肃，过着异常简朴甚至有点古板的生活。”想起了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代表的两种影响，“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是的，您是一位融农民、革命者、知识分子于一体的作家，把中国乡村伦理作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古典文学、民间文艺、西欧现代文学、左翼文学，都在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高度融合的、“完美”的“赵树理文学”。
　　如今，这棵“赵树理文学”的参天大树，正在荫庇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辈。“赵树理文学”再次印证了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够依赖自身的痛苦或欢乐而伟大，他只有植根于生活、时代、人民之中，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也就是说，只有个体实践本身作为社会实践的表现、组成部分和浓缩，它的社会意义才能存在。”

马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