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脉与灵魂，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与内涵。文化资源往往会凸显原生态地方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进步的活动痕迹，既有地域特色，又有人文价值；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式，也有非物质形式；文化资源包括风景名胜、文学艺术、传记传说、民俗物产、历史遗迹、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对于有形的文化资源，如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承载它们的文物不会说话，但是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以及所赋有的时代价值、所折射出的民族性格，需要我们去挖掘。
　　243万年前西侯度遗址有了用火的痕迹，说明山西地区从距今243万年以来一直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集中地带。山西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表里山河，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从唐叔虞西周初年立国开始，到春秋末年被韩赵魏瓜分的六七百年间，虽有变迁，始终不出河东地区，以河东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缩影。中华民族多样多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中原华夏（汉）民族同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是纵贯始终的一根主线。民族文化交融从来是双向性的：一方面，北方民族文化逐步全面地融会入中原民族文化，呈现出被称作“汉化”“封建化”的主流趋势，由此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文化也不断地为中华民族文化输入新鲜的血液、增添鲜活的生命力，由此造就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和气势恢宏的博大胸怀。
　　于山西而言，以河东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以雁门文化为代表的狄（胡）民族的游牧文化相映生辉。通过商贸交流、移民垦边、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蒙、满、回等民族的文化融合。百姓的迁徙、文化的融合，促使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相互融合，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胡汉杂糅。在多元并蓄的地域文化的交融浸润下，山西民风淳朴、温柔敦厚，人民形成了勤劳俭朴、负重奋进、忠勇坚毅、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勇于开拓、厚道质朴、为人直爽、热情开放、团结互助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
　　刘纬毅在《三晋文化的特质》中讲：“贵在真淳轻华丽、崇尚务实不虚玄，是三晋文化的又一特色。三晋大地，土瘠民穷，其俗朴质、敦厚，作为展现人们心态的文化，也就绝少艳丽、淫靡、纤巧、娇柔之习。”这种特有的民族性格可以从晋地晋人的古诗词中感受到。古人通过历史遗迹，或某一地点、地域借歌咏之有关的古人古事，亦可直接用古人古事的材料发端来歌咏。《诗经》中的《伐檀》《硕鼠》是关于山西的诗歌。《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通过诗歌把内心坚忍的意志、高亢的情绪以及内敛的性格等抒发出来，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及《卿云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还有王通的《东征歌》：“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野望》）“对此留余想，超然离俗尘。”（李世民《谒并州大兴国寺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送柴侍御》）还有王维的“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登河北城楼作》）；宋昱《题石窟（寺魏孝文所置）》“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裴度的《中书即事》“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皆抒发了节操的正直和隐忍的无奈。而白居易的《初入太行路》“若比世路难，犹自平于掌”，体现的是山西人不畏艰险的坦荡胸襟。再者，宋代沈与求的《山西行》“山西健儿好身手，气如车轮胆如斗。十五射猎少年场，戏格黄罴同拉朽。”金代郝天挺的“浩歌一樽酒，四海共升平。”曹端《题夷齐庙》“清风播宇宙，大义立乾坤”，一股浩然正气喷薄而出。“到此敢云桃李盛？奉扬先许借仁风”（祁宿藻《义学寻踪》）。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恩假归里葬亲过固关作》“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余闲。”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诗言志，文载道”，且诗不但要言志，还要有寄托讽喻之意。薛瑄在官邸影壁上自题“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以明志；傅山晚年所作“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傅山《秉烛》）。这些诗句皆表现出晋人无畏、坚韧、坦诚、图强的精神以及豁达大度、潇洒自如、悲天悯人的民族性格。
　　无论诗或词的意境是开阔、博大、深挚、豪迈、旷达，还是深婉、韶秀；无论是“语尽意不尽”，还是“语简而意深”，它们都是对所处时代的感悟，表现的不仅仅是文人的风骨，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具象化的特征，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晋人之性格。

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