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的经典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构建出乡村叙事的诸多“原型”范式。他的小说是对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北方乡村立体、深刻、形象的记录，也是一位真正将农民作为小说世界主体角色的经典作家。今天，我们的媒介技术、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发生了大变革，但是，只要我们仍然身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奏效的历史语境、身处于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时代转型当中，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当代国人隐秘而丰富的灵魂自画像、人性自画像、文化自画像。赵树理提供了一个让当代人能够自我观照、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文学世界，开辟出一条生活化启蒙的文学路径。
　　第一，是赵树理小说当中的“人物风景”。赵树理以“简笔勾勒”和“工笔传神”的文学法，对他最熟悉的农民群体，从外在形象、日常行动，到思维方式、内心世界进行了精准而敏锐的捕捉，并且将之放到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境当中进行“聚焦”和“特写”，他小说当中那些农民形象的诸多特点，诸如善良、勤劳、务实、质朴、智慧、活力、奋斗、希望、刚烈，甚至倔强、狡黠、粗鄙等，都昭示出一度被忽略的介入乡村与理解农民的有效解读路径。围绕日常生活的生存、生活和尊严等最切实的烟火主题，赵树理的小说人物真正拥有了高贵的个人形象、个人性格和个人生命，具有了独立性和生长性。
　　第二，是赵树理小说当中的“人文风情”。赵树理小说所展示的人文风情，聚焦于对乡村人际关系的生活化捕捉，展示出“乡土之子”的“集体生活景观”。这种集体性或者群体性的乡村人际关系，是与现代都市生活以“个体性”为关系基础所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他们或者建立在共同的“阶层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建立在共同的劳动关系、经济关系、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道德关系甚至受难关系的认同基础之上，由此形成了乡村的“乡情”图景，包括务实而纯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这种集体性的乡村生活图景，包括劳作、生产、互助、共济的生活细节，也包括行善、侠义、奉献等道德细节，不仅形成了“三晋乡村民风民性”的丰富面貌，譬如敦厚质实、性格刚倔等人文风情，而且，也形塑出三晋乡村人文的“诗意”记忆。
　　第三，是赵树理小说当中的“地方风俗”。赵树理的小说具有三晋风俗展览馆的文学记忆功能。举凡饮食起居、节日礼俗、婚丧嫁娶、方言俗语，以及敬神信巫、祈雨演戏等民俗风景，即使在今天的乡村甚至县城，依然能觅其踪影。可以说，赵树理在其小说当中所记载的地方风俗，同样构成了作者与乡村之间最为深刻的精神联系，甚至可以说，那份抹不去的乡愁，都蕴含在那一整套的乡村民俗当中，民俗也无形中成为一个乡村的精气神。以此观之，赵树理是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将乡村最为内在的精魂定格，而后世读者又得以在对赵树理小说的阅读当中，赓续、触摸和感知到了这份延绵不绝的乡村的精魂。
　　第四，是赵树理小说当中的“传奇趣味”。赵树理的小说充满了对生活的“趣味性”“传奇性”“冲突性”的高度艺术提炼。趣味性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每一位农民很难以道德之善恶为判断，相反，他们身上充满了悖反的人格特征，而赵树理则能以简笔化的文学手法，将每一个农民的悖反性提炼和勾勒出来。传奇性是指赵树理小说的情节设置所具有的事件的生长性，它本身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在人物和事件的奇崛互动当中，事件得以圆满解决，他的小说所具有的古典评书体的流风遗韵，使其小说具有超越生活的高度凝练性。冲突性是指赵树理的小说大多数都有一个矛盾的症结，或者是人与人、或者是人与事，而他对这个冲突的一步步文学性的破局与和解，其中所展示出的人的智慧、惊险、斗争等，能相当满足读者大众所普遍怀抱的好奇和探索的阅读期待。
　　第五，是赵树理小说当中的“声音景观”。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构建起融合了民间、古典和评书语言的乡村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将民间的、日常的、生活化的语言进行了艺术性的提纯，剔除了日常生活语言的粗鄙或芜杂，而构建起底色为民间日常生活化，但是又具有高度表现力、表达力、对话力的语言系统。
　　赵树理创作出一种以乡村农民为本位的棱镜式的乡村文学新范式。在赵树理的小说当中，宏大的国家社会发展的潮流、中观的乡村阶层关系的重塑、微观的乡村人物生活的嬗变，他们三者之间的相互顺承、应和，或者错位、偏离，都彼此互为参照、互相审视。在这当中，赵树理始终是将农民作为价值基点，以棱镜式的文学方式，打破了社会主流、乡村经济、个体心灵之间的隔膜，而以自己的文学方法，建立起为国家、为乡村、为农民，立言、立心和立行的审美表达和生活对话的文学机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赵树理的小说也为当前乡土文学重塑经典提供了深远而有效的启示。
　　第一，坚持赵树理所提倡的“深入生活”的创作观。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去观察、体验、审视这一宏大的国家战略，思考如何与乡村生活、乡村农民，形成宏观与微观、语境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去捕捉每一个农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所形塑出的形象、性格、心理、情感和精神等的独特性，去审视其中的“恒定”与“变动”，才能避免文学当中农民形象的单调、隔膜、脸谱和概念，才能塑造出独属于当前时代的农民形象。
　　第二，坚持赵树理所隐形践行的“总体生活”的创作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既“深入生活”又“超越生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赵树理并不是将乡村日常生活进行机械式的复制或模仿，他是将乡村日常生活放置于国家、时代、社会的总体性视野当中，去有意识地选择和构建自己的乡村世界，去审视乡村当中所蕴含的“变”与“不变”。因此，如何避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作家局限于自我的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小茧房”，创造具有历史广度、时代宽度和人性深度的个体农民人物典型，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总体生活观”的广域视野，在获得一种参照视角之后，乡村振兴影响下的农民形象的“变与不变”，才能够凸现出来。
　　第三，要创造属于当前“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学表达方式。赵树理小说的经典性体现在文学内和文学外的诸多领域。比如，赵树理开辟了融合民间、古典和评书语言的乡村语言系统，开辟了融合了现代启蒙和理解同情的国民性文化视阈，开辟了融合了乡村传统、乡村变革和乡村未来的时间视阈，开辟了融合了乡村经济、乡村民俗、乡村日常、乡村政治的生活视阈，等等。赵树理在他小说当中的这些文化融合和艺术创新，创立了一种从农民个人生活通达乡村、国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民俗、道德等的文学生活化的模式，也就是从在场的乡村火热生活到场外的文学典型营造的创作道路。赵树理所构造出的是一个容纳了时代问题、国家问题、地方问题等宏大主题，但又立体深刻、蓬勃旺盛、生力十足的包容兼合的乡村烟火世界。当代中国乡土作家正在这些维度，呼应、践行着赵树理所构建的文学精神传统，乡村振兴背景所提供的不同于赵树理20世纪40至60年代的乡村文化语境，也为乡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