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于1943年9月由太行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三四个月后，即1944年2月再版，1946年印刷第三版。据董大中《赵树理年谱》介绍，当时的冀鲁豫书店、胶东大众报社、东北画报社、东北大学、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东北书店、华北大学等文化机构先后印刷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也陆续出版；上海《新文化》杂志全文转载；还被作为中学、大专学校的教材。此外，晋东南地区武乡光明剧团、襄垣农村剧团与秧歌剧团、沁源绿茵剧团等纷纷改编演出。仅此来看，其影响可谓空前。
　　《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前，中国文学正在经历着一次艰难的转型，其主要问题是新文学如何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读者的认可、如何才能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上海，出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争论；在延安、重庆等地，也出现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山西各根据地也开展了如何发挥文学艺术积极作用的讨论。他们主要围绕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等问题发表意见。赵树理等人认为，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并成立了“通俗文化研究会”，强调通俗化不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还要承担提高大众的任务，既要“普及文化”，更要“提高大众”。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年多后，1943年10月，“讲话”正式发表，解放区各报刊陆续转载，各地结合整风组织学习。赵树理非常激动，认为“讲话”说出了他“心里想要说的话”，“有说不出的高兴”。
　　赵树理在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创作，据《赵树理全集》收集的作品，他至迟在1928年已有作品发表，如收录在《赵树理全集》第五卷中的散文《一副面孔》（片段）、第一卷中收录的1929年创作的小说《白马的故事》等。当赵树理意识到家乡父老听不懂新文学初期作家的作品，而是喜欢传统小说后，深切地感到要创作那些继承了传统表现手法又能够表现新生活、新思想、新内容的作品。在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赵树理创作了大量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金字》、中篇小说《有个人》、长篇小说《盘龙峪》等。
　　1937年秋，赵树理返回故乡，在长治参加了牺盟会，并被任命为第四区特派员，后主要从事文化工作；同年，在失去组织关系多年后，再次加入共产党。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自觉地把创作与宣传动员群众投身抗战结合起来，在主持编辑的《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中国人》报及其副刊《大家看》与月刊《抗战生活》等发表了大量诗歌、鼓词、快板、相声、杂文等作品，包括用生动的笔触阐释《论持久战》内容的“长篇说明文”《漫谈持久战》、小说《变了》《探女》《吸烟执照》《再生录》等，此外还有《万象楼》《邺宫图》等戏曲作品发表或排演。
　　1943年春，赵树理在左权县柴城村调研，听到了民兵小队长岳冬至因恋爱问题被害的事情。在进一步的调查后，他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两种势力的斗争”。所谓“两种势力”，既有政治的意义，也有文化的意义。政治的意义应该是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与根据地建立后新政权代表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斗争；文化的意义应该是传统文化中落后、僵化的观念与新的时代人民当家做主后追求婚姻自由的观念之间的博弈，旧势力支持旧观念，新力量倡导、支持新思想。而岳冬至就处于这两种“势力”的交错纠葛之中。赵树理的深刻性表现在他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具有时代转换意义的交错博弈，并期望新生力量的成长与壮大。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调动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虚构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时代未来的体现了人们期盼与愿望的小二黑、小芹；表现出残存着的旧思想、旧观念的二诸葛与三仙姑；折射出旧政权旧时代残余势力的金旺兄弟等。这些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体现了现实生活的本质；但也是虚构的，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经过高度的概括、提炼，杂取种种现象、性格、细节之后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与生活中的某人某事对应的“案件卷宗”。大约两三个月后，名为《小二黑结婚》的小说完成了，在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予以高度评价。特别是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予以肯定，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之后很快出版。
　　《小二黑结婚》表现的生活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经过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后将要进入反攻阶段的时刻。而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健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虽然抗击日寇的战斗仍然在进行着，但小说中的“刘家峧”一带已经没有了日军。赵树理在小说中交代小二黑是杀敌模范，受到了县里的表彰，点明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但是，这部小说并不是要描写小二黑们如何去与日军战斗，而是在胜利即将到来、新生活将要开启的时刻，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爱情与婚姻。小二黑与小芹是心心相印的自由恋爱，追求的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最道德”的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人性伦理的理想境界，但却是旧思想、旧制度所难容忍的悖逆之举。重要的是，赵树理由此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希望，相信在新的时代人们会拥有恋爱的自由与幸福、拥有新的婚姻观所体现的“道德”要求。所以，他在为我们讲述了两位新人的曲折经历后，通过新政府的介入肯定了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婚姻；同时，他对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物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希望，描写了他们在新的时代由内心生发出来的转变与进步。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却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作家的深刻性就体现在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之中。人们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境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了新政权、新社会及新生活中隐含的进步力量与理想光芒。
　　小说借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以“事件”为支点结构小说，在讲完一个“事件”之后，又引发新的“事件”，形成一个“事件”联结一个“事件”的情节串，强化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叙述的同时，注重以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使作品中的形象显现出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接受度。在一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中，赵树理为我们塑造出至少五六个具有经典意义的人物形象，均居中国小说人物长廊中最具人性光辉与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列。小说虽然表现的是大背景、大问题，却是从个人婚姻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事来切入的，这种叙述角度的选择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特别是作品表达的思想、价值观的距离，使人们能够在情不自禁中潜移默化接受作家所要表达的内容。
　　《小二黑结婚》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即有人撰文评介，如苗培时撰有《写了大众生活的文艺》一文，肯定了赵树理的贡献。而影响最大的，是在普通群众之中。据董大中先生介绍，仅襄垣县秧歌剧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演《小二黑结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就演出了4000余场。一个地方剧团能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演出由《小二黑结婚》改编的秧歌剧，是舞台艺术的奇迹，也是《小二黑结婚》深受读者、观众喜爱的证明。《小二黑结婚》的出版标志着当时文艺创作的转型。此后，大批贴近现实生活，表现人民情感，为普通群众接受、喜爱的作品涌现出来。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为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要求迈开了标志性步伐。

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