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榆木诗集《我在矿洞收集星光》

　　诗人榆木以10年井下劳作的亲身经历，将煤块的沉重与星光的轻盈熔铸为思想深邃的诗行，并结集成册，命名为《我在矿洞收集星光》。诗人将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元素并置，揭示出他诗歌美学的核心策略，那就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诗意的可能。“矿洞”与“星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符号在诗集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辩证关系，构建出一个既向下掘进又向上仰望的诗歌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意象的对立统一，更折射出当代人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的探索路径。

黑暗与光明的辩证书写

　　“矿洞”在榆木笔下从来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地下空间，它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既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掠夺的伤痕，又是现代社会个体精神被困的隐喻，更是诗人主动选择的沉思场域。榆木在《巷道》中写道：“每向前走一寸，黑暗就多一寸，我们要挖多久，才能挖到光”。这时，他们手中的钻头既是开凿煤炭的工具，也是叩击光明的圣器。“黑暗多出两米”“西村升起的月亮”等意象，将机械化的劳作升华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与此相对，星光这一意象在诗集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它不仅代表美好与理想，更被诗人转化为一种在黑暗中主动收集、保存的希望。矿灯在漆黑巷道划出的弧线，既是生命轨迹的隐喻，也是“被大地私藏的星光”，将梦想转化为可触碰、可保存的存在。星光在矿洞这一对立环境中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因黑暗的衬托更显珍贵，这种意象的悖论式运用构成了诗集独特的张力。

地域经验的诗性重构

　　作为山西本土诗人，榆木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煤炭大省的地理基因。诗集中的“东翼采面”“西翼掘进”等专业术语，不仅是矿工作业的真实记录，更成为丈量生命的特殊尺度。当他用巷道标记人生重要时刻（如婚期、子女出生），实际上完成了对时间维度的重构。在井下没有钟表的世界里，煤壁的纹路、岩层的走向、矿车的辙痕，都成为记录生命轨迹的特殊“年轮”。
　　矿工身份在榆木诗歌中具有关键意义。诗人不是以旁观者姿态观察矿洞，而是以亲历者身份书写：“我们每天都在一块黑乎乎的煤里/练习一朵花的盛开。我们每天/都在六百米深的地下，小心翼翼地/修补自己”（《在坪上》）。这种身份认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质朴的真实感。诗人通过“从井下走到故乡”的想象，暗含对土地与身份归属的追问，通过矿工视角将个体经验提升至普遍人类处境的高度。

抒情主体的觉醒与超越

　　从诗人榆木的第一本诗集《余生清白》到这部新作，他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精神嬗变。如果说《余生清白》更多是个体创伤的倾诉，那么《我在矿洞收集星光》则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跨越。诗集从个人记忆（《壬寅春》）到群体观察（《煤矿工人的一天》），情感层层递进，最终回归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五十米巷道》），展现从个体到普世的叙事张力。从具体的井下生活，到抽象的生命哲思（《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再到对亲人的深情呼唤，形成了从物质到精神、从现实到超验的立体抒情空间。在《乌鸦十八章》等思辨性作品中，以乌鸦等为载体，探讨人性、命运与永恒等终极命题，使煤矿题材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他不仅重构了诗歌空间，更暗示了另一种认知可能：真正的救赎或许不在远方，而在深处。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诗歌精神的庄严正名。榆木的诗歌如同矿工的头灯，只能照亮有限的范围，却也因此显得真实可贵。这种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在黑暗中收集光明的诗歌实践，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学姿态。正如作家聂尔所言，这些诗行“带有大地的力量和沉重”，它们不是飘浮于云端的高蹈之作，而是深深扎根于矿井深处的精神图腾。
　　榆木用沾满煤灰的手掌收集的星光，最终汇聚成照亮人性深渊的灯塔。这或许就是《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给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这部诗集的意义，恰如其中诗句所喻：“煤也需要一条通向人间的路。”他让被遮蔽的群体与情感，重新抵达光明。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中迷失时，不妨读一读这些来自大地深处的诗句，它们会让我们重新触摸到生命最本真的温度。

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