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娘电话里的余音化作泪水渗入心间，仿佛打翻的水注，一股脑全洒在生宣上，慢慢洇开，直到把整张纸全部湿透。
　　我生活在城市，娘还在老家农村。我这边，城市的霓虹透过玻璃窗，在墙壁上投下流动的光纹，彻夜难眠；她那头，该是星光如碎银般洒满院子，透过窗棂，在斑驳的墙壁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我想象着娘如同院子里那株只剩枝丫的老枣树，安静地斜横在院墙上的样子；想象着她仰望星空想念我小时候调皮的样子；想象着她如今最大的奢望，就是让枯枝般的手指再利索些，能灵活地用她那银灰色的老年手机给远方的我打一个电话。
　　娘今年95岁了，爹30多年前去世后，娘一直和哥在一起生活。娘已经不能走动，整日躺在床上，只有在吃饭时候，被保姆扶起来靠在床头坐一会儿。
　　因工作原因，我回去看她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多年前，为了及时了解娘的身体情况，我先是将退下来的手机给她用，后来又专门买了老年机，换过好几次，按键一个比一个大，铃声也一个比一个响。如今，她生活不能自理，连打电话也不利索，哥专门给她雇了一个保姆。
　　或许和我的通话，是她每天的必修课和最大使命。哥说，娘现在拨电话得在键盘上摸索好多次，才能按准那几个烂熟于心的数字。有时按错了便重来，她不急，只慢慢地、固执地重复，打通为止。只要电话接通，听到我一声“喂”，她脸上的皱纹即刻挤在一处，眼睛眯成两道弯弯的缝，开心得像个孩子。
　　其实这几年娘已听不清我说话，至多能猜些意思。她的耳朵10年前就背得厉害，我曾给她买过助听器，起初还好用，但没多久就不顶事了。世界于她是一片模糊的“嗡嗡”声，却不妨碍她高兴。哥说，她只是需要听见我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个音节、一丝气息，都足以使她安心。她对着话筒问我吃了什么、天气如何、身体怎样，说保姆今日和气，说昨夜梦到我小时候，说窗外枣树叶子快掉光了，每掉一片叶子，地上就走一个人，等树叶掉光她就要去那边看父亲了……她只是絮絮地、温柔地说，仿佛我就坐在床沿倾听。
　　哥说，有时候娘将听筒紧紧贴在耳廓上良久不说话，只静静呼吸，极力捕捉那端传来的任何声响，表情专注得近乎虔诚。我的一声“喂”、一声“娘”，甚至办公室隐约的响动，她都会当成安慰与问候，仿佛能通过这些碎片化的声音拼凑出我一天的生活图景。
　　我在这头深知娘听不真切，起初还努力抬高声量近乎喊叫，后来才悟出：娘要的并非对话，也不要求我回应，只是确认我的存在。于是我顺着说“好”“注意身体”“我也想你”，明知她听不清，仍一遍遍重复。这成了我们之间奇异的默契——两个人各说各的，却心意相通。
　　多年前，娘打电话是有钟点的。每到傍晚7点半，她的电话准会响起。那时她还能自己做饭，总是在收拾完碗筷后，坐在板凳上慢慢拨通我的电话。后来，她睡得越来越早，电话也提前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再后来，她整日卧床，失去时间概念，电话便没了定时，有时在清晨，有时在中午。
　　以前我也常给娘打电话，但这几年几乎不主动打了。她作息不固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睡着了，我怕惊扰她休息，只能应接尽接，除非在开会或腾不出空。如今，她几乎听不清电话那头的声音，但这不妨碍她知道是我接了电话。“吃了没？吃甚饭？”是她永恒的开场白。有时她会说起村里的事，“东头李老太走了”“邻家二小子去南方打工了”……这些琐碎的消息，她说得郑重其事，仿佛在汇报什么重大新闻。
　　有时工作受挫或遇到烦心事，恰好娘打来电话，我只草草应了几句“嗯”“啊”。娘在那头沉默片刻，轻声问：“工作顺不顺？忙呢？”我敷衍道：“都挺好，忙”，便匆匆挂了电话。接下来几天，娘总绕着这个话题打转。“今日工作忙不忙？”“领导待你好不好？”反复试探，想从声音里捕捉线索。我只好答非所问引开话题，此时她会突然说起往事：“你小时候总爬树，裤子破得快，补好了不就没事了”“那年你爹走了，咱们不也熬过来了”“人一辈子难免遇沟沟坎坎，坚持下就能挺过去”……她话说得断断续续，却执着地想给我安慰。
　　我常想，那电话里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不是问候，因问候只是口头语，无法传递真实信息；不是对话，因对话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能畅快地相互交流；也不是相互情感的倾诉，交谈只有短且直白的三五句话，内心真实的东西根本就体现不出来。那或许只是一种纯粹的存在确认——娘要以声音为凭，证明我好好生活在某处；而我也以每日的守候，回应着这份牵挂。
　　哥对我说，手机成了娘与世界最后的连接。她把它放在枕边，生怕落了灰尘。一段时间她病得很重，连抬手都困难，却仍催促保姆帮她拨号。保姆劝她歇一日，她摇头，固执得像头老牛。她对哥说：“一天不打，你弟会担心的。”
　　窗外天色渐亮，又是新的一天。今天的某个时候，娘还会一如既往给我打电话。那铃声清脆响亮，跨越了时间、距离，甚至能跨越生死。在琐碎的电波里，将再次记载一个记性不好的老人和一个不再年轻的孩子之间的细碎往事。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