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我们大队的油坊里做工。
　　榨油可是个既需要技术又消耗体力的重活儿。轧花后剥离出来的棉籽高高地堆放在油坊的仓库里，隆冬季节滴水成冰，走进油坊，一伙庄稼汉在父亲的吆喝下挥汗如雨，一阵阵粗狂的呐喊声此起彼伏，一团团湿热的水蒸气氤氲缭绕，原本很不起眼的棉籽，经过炒、碾、蒸、榨几道工序，竟然奇迹般地分离成一桶桶黄澄澄的棉籽油和一坨坨热气腾腾的麻糁饼。
　　土灶上的大铁锅、石板上的大碾子、作坊里的油榨子……一切都是那样的原始而大气。当棉籽经过火炒水煮、翻踩挤压，一股股香喷喷的棉籽油从木槽里流出时，你就会领悟到这是何等的震撼。
　　一槽油加工完备，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一边欣赏着劳动的成果，一边唱起了家乡的歌谣。
　　那时，油坊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工厂，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的智慧和魄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个秋天的周末，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开荒地。
　　这是村子最西边的一条沟，沟底狭长的平地被雨水冲刷出树枝状的条条沟壕，和沟底相连的坡地陡得几乎站不住人，长满了高低不齐的荒草和野树。
　　父亲用镢头在前面刨地，我紧跟其后，一边收拾杂草、一边把地整平。碰上大一点的酸枣刺，父亲就刨一个大坑，把扎在深层的根系一根根都拔掉。
　　“不就是几棵酸枣刺吗？没必要费那么大的劲吧？”我疑惑地问。
　　“酸枣刺耐活，如果不连根拔掉，第二年它还会长出新芽，还要和庄稼争养分。”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父亲耐心解释道。
　　一连两天，我们父子俩也没有说上几句话，在多年无人涉足的荒沟里“开疆拓土”，打造出一亩半松软的新坡地。
　　父亲坐在坡顶，习惯性地脱下他那双黑布鞋，鞋口对鞋口拍了几下，然后悠闲地抽起了他自造的旱烟，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父子俩又一次来到那条沟。
　　父亲在前面刨坑，我在后面点种，也就半天时间，原来那片荒草丛生的沟坡地，变成了一块下了种的新麦田，散发出泥土特有的清香。
　　脚下这块陌生的新麦田，沐浴在阵阵凉爽的秋风里。满怀希望的老父亲喜笑颜开：“如果年景好的话，这一亩半地明年就能打二三百斤小麦。”
　　父亲的光头上渗出层层汗珠，被汗水湿透的白色粗布褂子贴在他结实的脊背上，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刻在我的心头。从小在村里长大的我，似乎这一刻才明白，什么是农民的本色。
　　第二年麦子成熟的季节，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金黄的小麦在热浪里翻滚，我和父亲手持镰刀在蒸烫的麦田里来回穿梭，累了，直起腰杆用草帽扇扇风；渴了，拿起水壶喝上几口白开水，就这样一直忙碌了一个下午，割麦、捆麦，再把一个个麦捆堆放整齐。
　　由于没有大路，我们只能艰难地沿着陡峭的坡道，把百十来斤的麦捆背到坡顶，稍有不慎就会“人仰马翻”。麦芒针刺般地磨着脖子，痒得难忍；汗水顺着眼皮流进眼睛，涩得难受，可我也腾不出手来擦一擦，就这样上来下去、下去上来，一趟又一趟……月亮已在夜空中高高升起，一亩半的麦子终于背上了坡顶。父亲坐在土埝上，额头还冒着热气。
　　后来多少年，每到农忙时节，我都回村跟父亲一起干农活，父亲也一如既往地种着他那一亩半沟坡地……
　　父亲年过花甲之后，仍然身强体壮力气大、干起农活懂窍门。在他老人家面前，我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愈发觉得——我的农民父亲，是那样高大而了不起！

郭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