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这张照片是我抓拍的，是父亲在杂货铺里日常的身影。那时的父亲已经60多岁了，灿烂的笑容中，丝毫看不出岁月的惆怅。
　　其实，那时的他已经没有必要那么辛苦了，五个儿子都上了班，就只有我还上学。可父亲还是闲不住，“我不是撂不下这块二八毛的事，摆了这些年小摊摊，城里的、村里的，那么多熟人，摊子撤了，他们到哪里喝水去？再说，还是在这里见面心里宽敞嘛。”说这话时，他笑一笑，全家都懂了。
　　父亲是从河北的成安县七拐八拐地被“卖”到霍州的，七八个兄弟中他行四，大多被“吃料子（大烟）”的父母分散到各地。父亲那时六七岁，只有些隐隐约约的记忆。他所在的家连半亩地都没有，他的“事业”只能从沿街小买卖做起。
　　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是霍县（现霍州市）百货公司底下文具店的售货员。因为摆过地摊，“公私合营”时父亲糊里糊涂成了“私方人员”，不时就被叫去住“学习班”。有一次父亲去了有半个月，回来后瘦了一圈，我止不住泪流满面，可父亲却淡淡一笑，“娃哟，能落个清白就知足了！”
　　后来，父亲到了霍州矿务局圣佛矿的综合商店，每个月步行七八里回一次家。再后来父亲有了一辆好几手的自行车，便经常带着我去矿上的澡堂洗澡；逢矿上改善伙食，他还用节省下的饭票让我吃食堂的酥油饼。矿上的叔叔阿姨们见了他，都“安师傅，安师傅”叫得亲切。
　　父亲退休后，在家坐不住，看过门房，还到城里的电影院当过检票员。改革开放后，父亲用临街的一间偏房开了个杂货铺，手工农具、针头线脑、种子……一应俱全。第二年，父亲就谢绝了成家的和上班的哥哥们给家里交的钱，“有那份心就行了，不需要你们补贴了。”
　　我是家里的老小，一家人便变着法经常“补贴”我。从父母到兄长，家庭的温暖一直包围着我。
　　1983年我大学毕业，上了班，拿了工资，成了家。67岁的父亲精神明显一天不如一天了，先是关了店，后来也不多出门了。他曾说过，“想去北京皇帝住过的金銮殿看看。”可我几次动员，他却迟迟不肯起身。母亲说，他是怕你乱花钱。
　　直到1990年的夏天，父亲才被我强行“绑架”上了火车，坐的是当时比较难买的卧铺。睡在卧铺上，父亲摸摸枕头，摸摸床单，夜里11点了还不肯睡觉。
　　到了北京，我们去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和长城……在天坛公园的三音石上，父亲一直使劲拍手，听到回声后，竟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蹦高高。这时，他看见几个小孩子玩一款玩具——能栽跟斗的小猴子，便追着人家打听，执意要给我儿子也买一个。我说，太远了，别折腾了。父亲执意不肯，绕了几条街买到手，在天安门前拍照时都舍不得放下。
　　在北京玩了一周，父亲高兴了一路。唯一一次没有微笑，是因为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结账时，不小心让他听见了数额，“早知这么贵，咱就不吃了。”见我不开心，立马又笑了，“这么大了还不经逗，我是怕你大手大脚的，以后不会过日子。”
　　返程的车上，父亲比来时放松了许多。一路上谈笑风生，说现在这社会真好。车入霍州境内，他望着窗外，少有的思绪万千，“我是外乡人，全靠霍州人帮衬，咱们啥时候都要记住霍州人的好呀！”
　　我返回太原后，突然发现包里多了一块小手绢，打开一看是一沓潮湿的钱，原来是父亲悄悄塞进去的，眼眶顿时潮湿了——父亲呀，父亲！
　　八年后的夏天，父亲突然在老院里摔了一跤，竟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去世后，经常给他剃头的跛子叔闻讯赶来，“我要给老汉剃得干干净净地上路。”我们怎么塞钱，他都坚决不要，“我欠老汉的多下了，看我不容易，每次都不让我找零钱。”安葬的那一刻，一位自称叫骆驼的人带着儿子出现在墓穴前，父子俩抡起铁锹就没停过，“困难时，安师傅给娃交过几年学费，我听到后就赶紧从圣佛跑来了”……那几天，类似的点点滴滴时而出现，父亲鲜为家人所知的一些事我们才知道。
　　一晃27年了，怀念和伤感时隐时现，但总有父亲的微笑在眼前，那永不消逝的微笑，一直指引着我乐观向善、向上向前。

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