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被人类驯化，后成为我们祖先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作战工具，更是春秋时期六百余年强大晋国的见证者。
　　山西发现最早的马类化石是襄汾丁村遗址更新世初期的三门马化石，在朔州峙峪遗址又发现普氏野马化石，这些都是旧石器时代的马类遗存，反映了山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有食草的马在此生存。到了新石器时代，在运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中发现距今约4300年前的马掌骨、稷山东渠遗址发现夏代马肢骨，这些马骨的发现虽不能确定马在当时是否已被驯化，但马已经进入古人生活，并与人类一同揭开古老山西的辉煌篇章。
　　西周时，马匹驯化成熟，马车成为等级象征。《逸礼·王度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公元前1040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从京师镐京驾车而来。其子燮父继位后改国号为晋，晋国六百余年历史由此开启。
　　位于曲沃、翼城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完整呈现了晋国西周历史。19座大墓埋葬九代晋侯及夫人，每组墓葬东侧陪祀车马坑，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礼制。
　　晋侯墓地最大的一个车马坑是晋国第八代国君晋献侯的陪祀车马坑。该车马坑东西长近22米、南北宽约15米，东部葬马至少105匹，西部葬车六排，呈马拉车形态。马骨叠压挣扎，车马饰齐全，其中车舆周围装有青铜甲片的装甲车是当时最先进的“坦克级”战车。晋侯稣钟铭文记载献侯随周王征伐，斩敌480人、俘114人，战功赫赫。累累马骨与煌煌战车，正是他为周王尽忠、死后陪葬的见证。
　　晋侯墓地63号墓为晋侯夫人晋姜之墓，出土器物12000余件，玉器800余件。这位姜姓夫人曾辅佐儿子晋文侯建功立业，并受命到繁地进行盐铜贸易，有勇有谋。墓中一件圆雕玉马，身体圆润呈站立状，鬃毛清晰，可见当时马匹膘肥体壮，也反映出晋姜对马的喜爱。
　　晋献公时，晋国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疆域首次大规模拓展。其间发生了一段著名的马事：献公欲伐虢，大夫荀息建议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借道于虞。屈地良马产于吕梁山，是难得的名马。虞公贪宝借道，宫之奇以“唇亡齿寒”劝谏无效。晋灭虢后顺手灭虞，宝马完璧归赵，献公笑言：“马则吾马，齿亦老矣！”这便是“假虞灭虢”“唇亡齿寒”“马齿徒增”的由来。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文公面对强楚，退避三舍后“蒙马以虎皮”，使楚军右师溃败。战后文公向周王进献“驷介百乘”，被命为伯，晋国开启一个半世纪的霸业。至晋悼公时，“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振。公元前559年伐秦之战，中军将荀偃下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下军帅栾黡不从，率部回国，战事迁延，史称“迁延之战”。“马首是瞻”的成语即源于此，也暴露了晋国卿族矛盾的加剧。
　　晋昭公时，赵简子执政，革新亩制、铸刑鼎、奖励军功、经营晋阳。1987年太原赵卿墓出土文物3421件，其中“赵孟之御戈”确认墓主为赵简子。墓东侧陪祀曲尺形车马坑，面积110平米，葬车16辆、马46匹。其中一辆圆舆车车门有插旗孔，推测为指挥车，与15辆方舆车组成方阵，与晋献侯车马坑异曲同工，为研究马车形制演进提供了实物。
　　赵卿墓上承春秋、下启战国。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弃车乘马，退胡灭中山。魏国最早变法图强，《战国策》载其“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实力雄厚。韩国虽弱，亦于马背上灭郑败宋。太史公评价三晋：“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山西的马，从旧石器的地层中走来，在三晋历史的脉络中驰骋，沿着历史的车辙不断向前。（作者系晋国博物馆文博馆员）

袁莉芳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