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收拾衣柜，从箱底翻出一块榆木片。巴掌大小，磨得油光水滑，边角还带着几个虫蛀的小眼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忽然反应过来——这不是爷爷当年打梯子时送我的那块边角料嘛！也不知怎么就塞在旧衣服里，跟着我从徐沟老家一直颠簸到了太原城。
　　说起那架梯子，可有年头了。
　　那年我五六岁，看到老院的砖瓦房比邻家的都高出一截，总觉得青瓦后面藏着什么稀奇玩意儿。爷爷被我缠得没办法，也不吭声，过了两天就从老场房院扛回来几根榆木枋子。榆木这东西，在我们那儿是顶好的料，木质密实、不爱开裂，做梯子最合适不过。
　　春末的院子里，洋槐树刚落了花，地上铺了一层碎白。爷爷搬个小马扎坐在树荫下，刨花一卷一卷从他手底下滚出来，堆在脚边像蓬松的棉花糖。我蹲在旁边捡刨花，塞进灶膛里看它们烧出蓝汪汪的火苗。爷爷就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两朵菊花：“慢着点跑，别摔倒，等梯子做好了，爷爷带你上房摘杏儿吃。”
　　梯子做好那天，我踮着脚尖比了比，比我们家的院墙还高出一大截。十三道横档，每一道都比我的巴掌宽一点，刚刚好放得下一只脚。爷爷把它往房檐下一立，嚯，直溜溜的，好像能通往云端。
　　不过说实话，第一次上房我可真害怕。爬到半中间往下看了一眼，腿肚子直转筋，死活不敢再往上挪。爷爷也不催我，就站在下面，粗粝的大手攥着我的脚脖子，一步一步给我挪到横档上。“别往下看，看前头，看房顶。”他的声音从底下传上来，闷闷的，却稳当得很。
　　到了房顶，风“呼”地一下就扑过来了。我坐在青瓦垄上，往远处一望——好家伙，原来我们村外头就是汾河湾，银亮亮的像一条琉璃带子；邻村的烟囱冒着淡蓝色的烟；再远些，能看见朦朦胧胧的徐沟城隍庙的影子。爷爷坐我旁边，把晒干的红枣剥给我吃，慢悠悠地说：“人啊，得往高处站站，才能看得长远。”
　　那时候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就觉得房顶上真得劲儿。下雨了，雨点打在瓦上，顺着瓦当滴成一串珍珠；晴天了，躺着看云，等爷爷在底下喊“下来吃饭——”声音拖得老长。
　　后来我返城读书，去了太原，又留在城里工作。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老院也一年比一年空。爷爷走的那年秋天，院子角落的洋槐树被风刮断了半截。再后来，老院子便渐渐淹没在记忆里，那架梯子也就风化进了乡愁。
　　这些年我爬过不少高楼长梯，站在上面往下看，比小时候在房顶上看见的景色繁华不知道多少倍，可心中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了风里头的槐花香，少了瓦当上滴答的雨声，少了那个梯子下攥着我脚脖子的人，少了那安稳定心的叮嘱。
　　但其实我知道，爷爷早已经把他的话都嵌进了那十三道横档——他扶着我往高处走，自己却停在了半路。每次下雨，雨滴顺着那架看不见的梯子往下掉，滴答，滴答，都像是他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在喊我回家吃饭呢。

王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