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

　　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格局的深刻演变，一个日益显著的趋势正在中西部乡村地区浮现：许多曾长期在外务工的中老年人口，因生命周期、家庭照料或就业市场变动等多种原因选择返回故土。这股持续增长的回流潮与乡村社会固有的老龄化进程相互叠加，对传统的养老支持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过去依赖于家庭代际支持的“养儿防老”范式，其现实基础正在动摇。因此，探索并构建一种能够有效承接返乡群体、融合多元力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关乎乡村社会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的紧要议题。
　　一、回流潮下乡村养老需求的多维重构
　　城镇化进程步入新阶段，人口在城乡间的往返移动更为频繁，返乡群体的构成也呈现出多样化面貌。他们中，有积蓄相对充裕、选择落叶归根的晚年返乡者，有因需照看孙辈而返回的中年务工人员，也有始终未曾远离乡土的高龄老人。当下返乡人群对于晚年生活的期待，早已超越基本的温饱范畴，形成了一个涵盖经济安全、日常照护、健康管理以及情感陪伴的复合型需求体系。不少返乡者既希望获得有一定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又难以割舍对乡土熟人网络的情感依赖与互助习惯，这种看似矛盾的复合性期待，在现有的服务供给中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年龄较轻的返乡者仍具备一定的劳动参与能力，他们的养老需求更多表现为对长远风险的未雨绸缪，而非即刻需要他人贴身照料，这一特点为提供差异化、分阶段的服务预设了空间。
　　二、传统养老模式的适应性困境与韧性遗存
　　以家庭为核心、依靠子女反馈的养老方式，其有效运转深深植根于多代同堂的居住形态与相对稳定的农耕经济。如今，农村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年轻一代为了生计与发展常与父母分处两地，通过通讯工具进行的远程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实在的生活扶持，家庭所承担的养老功能确实呈现出减弱趋势。然而，若完全忽视其现存价值可能不够全面，在那些宗族观念与邻里纽带保存较好的村落，血缘亲情依然在提供情感慰藉与应对突发危机时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养老金制度在乡村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总体仍有限，许多老年人依靠土地收益、个人积蓄等方式维持基本生计，面对大病医疗等较大开支时则显得捉襟见肘。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单一地源于家庭功能的收缩，也与乡村地区社会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密切相关。不少村庄虽设立了老年人活动或照料站点，却常因持续运营资源与专业人手的匮乏而难以有效开展服务，陷入了场地建好，服务却未跟上的困境。
　　三、社会共担体系的实践探索与多元形态
　　为应对养老需求的深刻变化，许多地方已开始尝试构建由政府、市场、社区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养老责任分担机制，其具体形态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适应性。例如，在湖北恩施的部分乡村，一种基于邻里熟人关系的互助养老模式被推行，鼓励身体相对健康的低龄老人帮扶高龄或失能老人，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本地闲散劳动力资源，以较低成本延伸了服务触角。但其长期活力可能依赖于社区核心人物的组织能力，要进行广泛推广则需更为稳固的制度化设计。另外，巴东县试验的“老幼同照”模式，试图在同一空间内兼顾老年人与儿童的照料需求，通过代际互动促进双向陪伴，这为资源相对匮乏地区集约化利用设施、应对多重照护压力提供了新思路。
　　四、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考量
　　建设一个能够适应人口回流趋势的社会共担体系，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家庭养老作用的彻底抛弃，而应致力于寻求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与功能衔接。在政策层面，有必要对分散的涉老支持政策进行梳理整合，将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纳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框架，并通过用地保障、财税激励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村级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依托现有公共服务中心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并探索引入服务积分存储与兑换等机制，使邻里互助行为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与激励。数字技术的应用潜力值得关注，例如远程健康咨询、智能安全监测等工具或许能弥补偏远地区服务可及性的不足，但也必须充分考虑老年群体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可通过设立社区辅助点等方式提供帮助。此外，如何通过合法合规的流转与经营方式，将农村老人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潜在资产转化为可持续的养老资金来源，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方向。
　　五、结语
　　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演进，实质上是城乡关系变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微观缩影。从主要依靠家庭到强调多元社会共担的转变，并非一次简单的模式替换，而是一个涉及观念更新、资源重组与制度创新的渐进过程。在人口回流与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唯有充分理解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地方性知识，在传统智慧的韧性与现代服务的效能之间寻求平衡，才可能逐步构筑起一个真正贴近需求、充满温情且能持久运行的乡村养老支持网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老年回流农民工养老脆弱性评估与风险共担机制研究”(22XSH010)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