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民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籍贯为陕州夏县涑水乡高侯里（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一带）。北宋仁宗至哲宗四朝重臣，官至宰相，谥文正，追封温国公。
　　司马光既是奠定千年史学格局的一代巨擘，亦是北宋政坛新旧之争的核心人物，其一生功业与争议，皆藏于史学坚守与治国理念的抉择之中。
　　作为史学家，司马光的历史地位堪称千古独步，凭一部《资治通鉴》奠定无可撼动的史学泰斗之名。他以毕生心血编纂这部编年体通史，历时十九载，网罗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料，成二百九十四卷、近四百万字皇皇巨著。
　　宋神宗御赐书名，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这部史书跳出纪传体局限，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严谨考辨史料、取舍有度，既详载王朝兴衰、君臣得失，又暗含资政警示，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为后世编年体史书树立典范。
　　除《资治通鉴》外，其《涑水纪闻》《稽古录》等著作，亦为研究北宋及前代历史提供了珍贵佐证，他以史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中“立言”的标杆人物。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一生秉持儒家仁政理念，立身廉洁正直、勤政爱民，深得朝野敬重。
　　史载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早年交谊甚笃，皆以匡时济世为志，同列馆阁之时，常于朝堂之外切磋经义、纵论国事。王安石曾赞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司马光亦叹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学与品节，堪称北宋士大夫圈层中惺惺相惜的同道。
　　然而命运的走向，让这对昔日好友，最终因治国理念的天壤之别，陷入变法之争的漩涡，这场冲撞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治国理念与变革路径的根本对立，最终牵动北宋国运走向。
　　北宋中期，国库空虚、军备松弛、民生凋敝，王安石认为病根在祖宗之法僵化，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激进变革开源富国、强兵安民；司马光则坚信“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认为祖宗之法根基未倒，治国当以稳为先，主张渐进改良，反对贸然全盘更张。
　　财政思路上，分歧更为尖锐，司马光主张“节流”为本，认为天下财富总量恒定，“不在民则在官”，理财之道在于削减冗官冗费、整顿吏治，绝不可与民争利；王安石则主张“开源”为要，通过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盘活资源，增加国库收入，驳斥“为天下理财，非为征利”。这种理念差异，让昔日友人终成政敌，从朝堂辩论走向针锋相对。
　　青苗法是冲突焦点之一，王安石初衷是官府在青黄不接时贷钱给农民，抑制高利贷盘剥，同时收取利息充盈国库；司马光却一针见血指出，地方官吏为政绩强制摊派，利息层层加码，实则沦为官府盘剥百姓的工具，让贫者更贫。
　　免役法以钱代役，王安石认为可解放劳力、公平负担；司马光担忧底层百姓无钱付役钱，重回差役制又会滋扰农耕，反而加剧民生困苦。
　　市易法意在平抑物价、规范市场，司马光斥其为官府垄断商业，挤压中小商贩生路，违背农商相安之道。
　　保甲法试图农闲练兵、寓兵于农，司马光直言其扰民废耕，易激化基层矛盾，得不偿失。
　　每一项新法推行，皆伴随两人的激烈辩驳。熙宁初年，两人在御前展开数次激烈辩论，司马光三写《与王介甫书》，细数新法弊端，劝其暂缓变革；王安石以《答司马谏议书》强硬回应，坚守变法初心。
　　王安石拜相后，新法全面推行，司马光见无力回天，自请离京，居洛阳十五年，虽潜心编纂《资治通鉴》，却始终关注朝堂变局，旧党与新党的对抗从未停歇。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召司马光拜相，他以“以母改子”之名，在一年内尽废青苗、市易、免役等新法，贬谪新党官员，史称“元祐更化”。
　　可以这样说，这场废法同样激进，未留合理取舍之余地。同年司马光积劳而逝，王安石亦不久郁郁而终。此后北宋陷入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哲宗亲政后重启新法，徽宗朝党争愈烈，政策反复摇摆，朝政内耗严重，北宋在反复折腾中逐渐走向衰败，这场理念之争，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
　　纵观司马光一生，史学上的成就足以光耀千古，其《资治通鉴》跨越千年，仍是鉴古知今的经典；政治上的坚守与争议，却让人唏嘘不已。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顽固守旧，而是深知北宋朝堂积弊已深，激进变革易引发动荡，其仁政初心与爱民情怀毋庸置疑。只是他执政后尽废新法，同样陷入极端，未能取新法之利、弃新法之弊，留下历史遗憾。
　　有诗为证：

咏司马光

　　涑水钟灵出贤良，
　　四朝风骨立朝堂。
　　鉴通今古千秋镜，
　　志守仁心百代彰。
　　论法难同新变革，
　　忧民不忘旧宪章。
　　是非功过留青史，
　　一代文宗万古扬。

作者单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