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0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正在村中上小学。打小对文字情有独钟，觉得语文课知识性与趣味性都很强，特别喜欢上语文课。那时候，小学阶段都有写毛笔字课程，从点、横、竖、撇、捺基本笔画练起，到后来老师教着写仿影，时间长了，故对写毛笔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说实话，念书时，我在班里也算得上能“舞弄”几下毛笔之人，所写之字也“凑合”能“端”出去。
　　第一次拿起毛笔写对子，还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有了父亲的放话支持，我就开始“崭露头脚”，刚开始，有些拿捏，放不开笔。父亲见状，在一边给我“打气”，写好写赖都行，总比扣碗圈圈强！说起扣碗圈圈，父亲边整理对子，边给我讲过去没钱人家写对子的故事。旧社会，村里识字人少，有些人家没人给写对子，只好扫些灶膛或锅底黑，用水融化，将黑面面涂在碗沿，以碗代笔扣在对子上，一个个圆圆的碗印儿就代替了“字”。
　　每到腊月廿五六，我就张罗着写对子，父亲从头至尾为我打下手，从磨墨、裁红纸、叠字数做起，样样不落。那时候，市面上墨汁还不多见，写毛笔字多以手工磨墨为主。父亲每次磨墨时，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先将砚台倒入稍许凉水，然后一手护着砚台一手紧握墨块，沿砚台中间缓慢转磨，直至磨出的墨汁颜色稠稀正好，书写流畅即可。
　　甭看父亲识字不多，心眼儿特灵活，叠斗方、横批，按门框、露明柱子大小、垛头宽窄来裁对子，特别是叠起多字联来是又快又准，五字、六字、七字、八字等等，在父亲那粗壮有力的大手来回翻腾下要几叠几，都能准确无误地一气呵成。有时写对子，晚饭后开写。每写一个字，需要有人将红纸往前推送，父亲一直陪伴我坚持到最后，直至夜深人静，父子俩才收拾睡觉。
　　写好的对子满满晾了大半炕，有的红纸退色，赶写完对子双手黑红黑红的，数日都洗不掉。当时家里条件所限，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一天到晚，写对子都是以炕为桌，握笔书写时间长了，背膀腰痛，一会儿趴下，一会儿蹶起屁股，可谓“坐卧不安”。
　　接下来的几年间，家里每年都是由我写对子。我写的对子也得到了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认可”，我也愿为大家“效劳”。每家除正房和大门外，还有东西下房，柴炭房、鸡窝、牛羊圈等，哪家大小对子也有个20多副。腊月里，前来让我写对子的人络绎不绝，后炕堆了一摞摞成卷未写的对子，我都给在外皮上一一标注好名字，然后接着慢慢写，总的来说，年三十前都要写好，不能耽误大家贴对子。
　　有时候，村里年老体弱者行动不便，我和几个小伙伴还得带上砚台、笔墨登门义务写对子。写起对子来，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对子，上街出去与小伙伴们玩耍，东家出，西家进，不时驻足观看自己亲手写出的对子贴在院落里大门上，心里甜滋滋的。
　　写对子，除购买《春联集锦》书外，平时注重收集对联。记得每逢春节前，《雁北报》副刊版都要刊登一期整版春联。那几天，我几乎是早早跑到大队所在地，等待邮递员来送报，注意发现报纸上的春联，生怕落下一期报纸。有时，大队订阅的报纸不多，一张刊有春联的报纸成了“香饽饽”。报纸不能“独享”，我就趴在办公桌上，从报纸上抄写对联。再就是，正月那阵子，只身走出去，看谁家贴出的对子好，掏出随身的小本子记录下来，慢慢积攒以备用之。多年来，通过从报纸上剪辑、抄写的春联，现在积攒好几本了。过去，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手机、报纸等，信息渠道广而灵通，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对联，分门别类的对联应有尽有，立马搞定。
　　姐夫身为村干部，“大情小事”多，每年到除夕前晌，才张罗着写对子，现编、现写、现贴，一阵子紧张的忙活，对子贴好后，顿时，农家院落在红彤彤的对子映衬下，春意盎然，喜气洋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机印对子闪亮登场，有烫金字的、镶花边边的，花样种类繁多。我总觉得机印对子虽然方便好看，但没有自写对子散发出的那股墨香味儿，也缺少文化元素，更没有往日写对子的那种气氛。
　　现在，每当拿起毛笔习字之时，仿佛又找到了昔日过春节那种写对子的感觉，摊开红纸写大字，是那么亲切而熟悉，一种对故乡眷恋之情油然而生。

王汉利（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