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前——一个80后的这20年

　　我向来没有“选边站”的概念，斗升小民而已，做正经事、赚良心钱也就够了。工作中意见相左，尽可以讨论辩驳；生活里喜好各异，也不必屈从迁就。年高德昭者皆为师长，志正体直者都是楷模。我站哪边？就站“理”那一边啊。
　　老汪是我们单位的前辈，在学生中风评极佳，并屡有论文见之于高级别的期刊。他原本倜傥飘逸，有如闲云野鹤的高士。然而应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终究还是动了“高仕”的念头。那年中层干部调整，要选拔一位老师担任副职，老汪对此志在必得，便四处说项起来。
　　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和好友一边看球赛、一边小酌。听见是汪先生的声音，不由得赶紧又往端正里坐了坐。他倒也坦率，开宗明义，说的都是“民意测评时请多多支持”这样的话。我闻弦歌而知雅意，但想到老汪远超同侪的诸多成就，不免觉得这种谨慎和谦恭稍显繁缛，根本没有人能同他形成竞争，有必要向一个后生特意拜托吗？但既然前辈专门叮嘱，我肯定得予以承诺。于是便道：“汪老师请放心，我一定尽到绵薄之力。”那边很满意，又说了很多“年轻人我很看好你”之类的话，倒让我这个不求上进的晚辈甚感惭愧了。
　　放下电话，众人问是谁。我大略讲了讲，最后由衷地感慨道：“汪老师可真有意思。水到渠成的事，经他一说怎么感觉这么别扭呢。”谁知大元幽幽地道：“那可不一定。”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这厮满脸讳莫如深的表情。再追问下去，却是再不肯开口了。忽然间铃声又响，竟是当时的一把手钟先生打来的。我狐疑着接起电话，领导没有过多客套，直接就说：“明天要进行中层副职的民意测评……”我未加多虑随口便道：“刚听说了。”“嗯？”他稍感意外地顿了一顿，道：“那，艾老师那边，请支持一下。”说得宛转而不容置疑，令我心中暗惊：“艾……老师吗？”钟先生并不避讳：“我明白，汪老师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吧？”我只能沉默了。他听我不作声，耐心地解释道：“我这么说你可能会有些看法，可这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艾老师科研方面很强，但最近想调到别的学校去。上级出于挽留的目的，所以想再努力努力。你，理解的吧？”我没法回应，钟先生便又说：“其实艾老师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接下来还说了些什么，我大都没听清，脑子里转的都是“汪老师、艾老师、实力、挽留”这几个词。直到钟先生说：“那就这样吧，嗯？”我才如梦方醒般地“哦”了几声。
　　收起电话环视众人，发现大元正神秘地笑着，那意思是：“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我满肚子说不清的滋味儿，只能摇头：“这叫什么事儿啊！”大元说：“唉，领导说得够明白的了，该往哪边儿站还用考虑吗？”我说去它的努力努力，去它的挽留挽留，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大家就劝我别意气用事，这叫服从大局。又不是你要争这个位子，何必自寻烦恼？而我其实并不纠结于“站哪边”的问题，只是对这种请托颇感不适罢了。艾老师固然优秀，可老汪更胜一筹。我站在“理”这边，向来都是如此。至于别人如何选择，我真没法左右。不过，既然有人提点，老汪的事儿怕是要黄啊。
　　投票前我就预见到了结果，却不料场面竟然那样尴尬：老汪仅得一票，艾老师从容胜出。钟先生熟知我的个性，不用猜就知道这一票的出处。此后数次想对我说些什么，但都化作了叹息。落败的老汪则性情大变，看向每个人的眼神都更为客套，却没了昔日的洒脱。我明白，他再也不会信任身边的同事了。
　　智者无需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机遇总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艾老师还是调走了，钟先生的任期也已告罄。那一年，老汪终于得偿所愿，从副职到正职高歌猛进。对前任的误解，使他走上了一条为反对而反对的道路。凡是稍有异议，便会被他打入另册。很遗憾，我是最碍眼的一个。对此我倒无所谓，既然从没上过哪趟车，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但这种神经质式的猜忌，除了给人添堵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年的世界杯，少年姆巴佩与老将莫德里奇各自率队决战正酣，观赛中大元和小浪又起了争执。俩人非要我也表个态，而我只关心比赛精彩与否，从不专意于某支队伍。于是他们调转火力，开始一致批判起我的骑墙主义来。
　　“不好意思。”再也无心看球的我，只能起身告辞道：“我对你们‘选边站’的要求，真的没有任何兴趣。”

在水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