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把太原分成了两半，河之西自然是河西区了。上世纪90年代末，河西区恢复了原来的地名——万柏林。柏就是柏树，种了上万棵柏树那还不成林吗？多好听的地名儿。
　　据说，这地儿是阎锡山看上的风水宝地，他嫌这里绿植少，号召人们至少要种上一万棵柏树，于是就有了万柏林这个称谓。
　　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万柏林区下元村。儿时的记忆里，河西地区除了村子，就是工厂和矿区。过了洋灰桥往东就算进城了，言外之意河之西就是乡下了，那时候，我好羡慕河对岸的人们，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下元距离汾河不远，且是河西的繁华地带，其实那时的繁华与今日的繁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候的下元，无非就是个十字街，有几条算不上宽阔的柏油路。大人调侃说，一个警察一个楼（岗楼)一个商场（二层百货大楼)一只猴。当然了，还有一个不大的粮店和菜店。到了上世纪80年代，百货商场对面出现了一座标志性建筑，那就是河西人都来过或知道的红星电影院。那时，圪（土尞）沟的村民、南郊赶车人、矿工的家属如果能来下元逛上一趟，也算是见了世面、开了眼界了。下元东边有两座山西的高等学府:太原工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就凭着这两张牌,河西在太原的地位也足足地赚回了不小的脸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福建教书，一年后回来吃惊地发现，下元村消失了，迎泽西大街拓宽延伸从村中而过。一辆又一辆的小轿车、公交车从原先一座座农家院落的地基上呼啸往来，川流不息。大街中央一棵古槐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仿佛是一位老者，向世人讲述着万柏林的沧桑巨变。
　　一个初春傍晚，风中还带着几分寒意。我独自一人寻找我出生时的那个小院，还有小院的主人和那棵屋后的红枣树。
　　小院不大，也就五六间低矮的平房。母亲曾经讲过，我就出生在小院的西房里。那间西房是母亲租用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母亲是否给房东大娘付过租金。
　　如今，小院早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那窗棂格里艳得晃人眼的窗花，房后的那棵挂满小灯笼的红枣树，房顶冒出的袅袅青烟，总是系着围裙满脸笑容的大娘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院主人就是我家的房东大娘，她像极了样板戏里的阿庆嫂，精干利落，热情大方，脸上永远带着微笑。每年中秋节前后，她总忘不了招呼我上房顶摘些枣吃。她家的红枣又脆又甜，每次想起摘枣吃的画面，嘴里仿佛还留有几分甘甜的滋味。大娘很会做饭且好客，每年正月，我总惦记着给她拜年，图的是吃一顿大娘亲手做的饭菜。醋溜白菜、炖鸡块、油炸糕、打卤面，这些很平常的食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一个贪吃的孩子而言，胜过了今天的所有美味佳肴。
　　后来听人说，大娘十几年前已离开人世，我不知她在天上是否能看见这里的变化。
　　小院没了，大娘走了，那棵红枣树也成了梦中的景物。
　　望着钢筋水泥森林般的楼群，听着耳边汽车喇叭的鸣笛声，我忽然想起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没几年，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特别是近几年冒出来的公元时代城，一下子就让下元乘上了时代的列车，步入了都市的行列。
　　下元真的繁华起来了，入夜之后，灯火辉煌，摩天写字楼变换着扑朔迷离的霓虹色彩，让人有了一种错觉，仿佛置身于香港或上海。以前的村子一个又一个羞涩地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新型小区。村民变市民了，村委会的招牌也换成了居民委员会。河西人“进城”的这一说法也渐渐地没有人再提了。
　　那些我儿时眼中的城里人想开开眼的时候，便一窝蜂地拥到了河之西。如今的万柏林，博物院、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馆、山西大剧院、购物天堂万象城，这些太原地标性的建筑，几乎都落在了河之西，形成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型文化圈和商业点。位于居民小区中央的和平公园、漪汾公园，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要比原来城里的公园洋气多了。
　　春天到桃花沟赏花，夏天去西山万亩生态园兜风，成了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时尚。
　　今天的万柏林，何止种了上万棵的柏树，单单西山一地就披上了万亩绿装，如果从空中俯瞰分明已形成了绿色的海洋。
　　万柏林，万柏林。这个富有诗意的地名儿，那可是真真正正的名副其实，没有丝毫的夸张。
　　我曾去过美国的许多地方，去了才知道美国的许多城市个个就像个大农村，与万柏林今天的城市建设相比，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如果说美国的一些城市像个半老徐娘，那咱万柏林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不仅水灵，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关于万柏林的种种变化，我就不说了，你自己去看吧，因为我说也说不清。
　　万柏林，我不说你去看。

□毛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