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说古法——一个法官对古代法律的解读

　　在民族歧视盛行的元朝，从汉族的刀笔小吏成长为朝廷大员的，非常少见，而且成为立法者的，更是鲜见。何荣祖就是这样一位少见的人，他在历史上并不有名，但却为元朝的立法、监察和执法做出巨大贡献。
　　何荣祖（公元1221年-1299年），字继先，祖籍山西太原，后由于战乱，全家迁至河北永年。历任山东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中书右丞等职。元世祖时，奉命编纂法律，他将朝廷公布的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役、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个方面的法令，辑为一书，由朝廷刻印颁行全国，因是至元年间颁行的，故名《至元新格》，是元朝立国后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律。但这部律书由于战乱，不幸散佚，找不到原文。据学者考证，条文被收录到《通制条格》《元典章》中的有110多条。从内容上看，以官府行政规章和例案为主，兼有部分罪罚条文。何荣祖一直关注立法，对元朝没有正式法典的状况非常着急，向忽必烈建议起草《大德律令》。得到批准后，组织人员查阅资料，认真讨论，进行论证。到元成宗时，将法律草案上奏朝廷，组织元老大臣讨论，未来得及颁行，他便离世，法律便胎死腹中。虽然没有颁布，却为后来的《大元通制》和《元典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磨灭。终元一代，法令粗疏，始终没有制定出蒙、汉、回等各民族通用的完整统一的刑法典。
　　随着元朝政权的灭亡，其法典也大多散佚，只留下一些残缺内容，为后世研究留下诸多遗憾。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元朝法律与唐宋基本上没有什么承继关系。在法律名称和形式上既不沿袭律、令、格、式，也不使用刑统、敕令，而是使用断例、条格，以政令、文书和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判决先例为依据，定罪量刑，有点判例法的特质。条文大多数只是解释性的，散漫杂陈，缺乏统括整合性。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元朝法律不属于“中华法系”，单成“蒙古法系”一脉。究其原因，蒙古人入主中国前，深受西域文化影响，统治期间对其他民族采取歧视政策，统治时间不到一百年，没有完全融合儒家文化，各方面显得与中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元朝是中华法系的一个支脉，法律形式有诸多不同，但内容上还是有不少继承的，如唐宋律中的五刑、五服、十恶、八议等制度，还有名例、卫禁、职制、盗贼、奸非、杂犯、捕亡等篇目，无不取自唐宋律典。
　　何荣祖在元朝属于一位法律标志性人物，不仅参与立法，而且建议完善朝廷制度，建立纵向监察体系，还做了大量执法工作，成就不凡。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时逢桑哥专权。桑哥设立一个机关，统领朝廷全部财政，从而把政府化为无本敛财的生意，不管行政管理事务。何荣祖深感元朝统治者出于军事征服和军事占领的惯性，经常实施竭泽而渔的政策，影响到政治稳定和老百姓的生活。因此，他多次请求忽必烈裁掉这个机关。一 开始元世祖不同意，在晓明利害关系后，才下诏关闭外省机关，还保留大都附近机关。他还建议朝廷建立百官规程，加重监察机构的职权，提升监察机构的地位，将监察工作制度化。他的建议都被朝廷采纳，将“提刑按察使”改为“肃政廉访使”，每道设置8个官员，两个留在本司机关，其余6个分巡各府州县监察，负责民政、财政和官吏奸弊。肃政廉访使与本地机关不发生关系，直接对中央负责。年终由中书省、御史台进行考核。元朝是我国最早设立监察机关的朝代。对此，何荣祖功不可没。
　　元史记载：“荣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在盛行奢侈的元朝，甚为难得。元世祖亲自赐以金银财产，奖掖他的清廉行为。
　　何荣祖还著有《大畜》《学易记》《载道》《观物外篇》等书籍，留传后世。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