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正遇贫困年代，母亲营养不足，我早产。出生后，母亲奶水又不足，于是我变得骨瘦如柴、体弱多病，不是高烧就是夜哭。我的到来成了全家的累赘。一声声啼哭冲破了深夜的宁静，搅得左邻右舍无法安宁。为了不扰乡邻休息，只好整夜轮流抱着哄我，父母亲十分辛苦。他们想尽办法给我增加营养，不知给我吃了多少补益药，有点好吃的都留给了我，我成了家里的娇贵子弟。
　　为了给我看病，父母常请教本村会扎针又会解小孩儿夜哭的老先生。每次都是好饭带酒招待。我高烧时，那老先生用三棱大针刺我十指，不管我怎样哭叫，在大人们的按压下，必须要扎完。还没开始扎针，我就已经毛骨悚然，扎完后，大汗淋漓，这也是最好的发汗退烧办法。
　　夜哭几天，不但影响全家休息，主要是怕我再发烧，所以又请来老者破解。由于经常夜哭，为了方便，我的母亲也学会了这一手法。等全村入睡后，我也睡下，母亲在菜刀上倒烧酒点着火，在我的身上飞舞，口中念念有词。念诵一段后，还要在村口贴一张夜哭单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明。”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居然安静了下来。长大后我才知道，夜哭是受了惊吓，再用惊吓将我的精神吓回原状态。
　　久病成医只是我走上学医路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动力还是在我稍大后看到乡亲们不只是生活困苦，更受缺医少药的煎熬。为了减轻乡亲们的苦楚，我很愿意去学医。但苦于当时学医条件有限，只能抽时间或随缘遇到有乡医进村才有机会，每遇到有行医进村，我就挤过去，帮忙拿出诊箱、端茶倒水、请吃饭、打洗脸水，忙前忙后地招呼，为的就是能跟人家取经，听人家指导，抑或还能借医书来看一看。
　　那时，我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每天在地里劳动，看医书只能抽空挤时间，劳动休息时人们抽烟、睡觉，我便躲在一旁背医书，趴在梯田塄上抄写。晚上在家看到半夜，被起夜的父亲催着睡是常事。一开始用煤油灯照明，发现影响家人们休息，我变改用父亲抽水烟的黑香对着书一行一行地照明。买不起水笔，我就把油笔芯插进高粱秆内来写字，捡些旧报纸订成本来做笔记。两年的时间我把药性、汤头、针灸、脉学全都背熟了，并在自己身上练扎针、打针。
　　初开始看病时，大家知道我在学医，有不舒服就叫我去看看，我也乐意去试手艺，那时当然是赤手空拳，连根针也没有，诊断后只能用一些土方法，遇上急病只能用掐和按摩的办法解决。平常病都好说，主要是急症最考验人。
　　有一年秋天，同村的吴龙怀肚子急剧疼痛，爬回家中，坐立难安，派人叫我，那时我已配备了出诊箱。我去一看，肚中已扭成一疙瘩，上下不通，我诊断为肠梗阻，建议去康宁镇医院做手术，患者立即哀求：“快救救我吧，我实在顶不住了。”他在炕上不停地翻滚，头上冒着汗珠，不断呻吟。我只能让人按住他，在他肚上、腿上针灸强刺，半小时后听见长长的放屁声，肚子里的那个疙瘩下去，他的疼痛也停止了，大家都长出一口气，还有人笑出了声，都夸我医术高。其实我当时只是是救人心切，没有退路，逼着自己硬上。
　　当然也有人认为我根本不会看病，说什么“柳生匠人”能看了病？我听到后一点儿也不气馁，反而激励了我的志气，我一面刻苦专研，一面用心感悟。
　　赤脚医生就是光着脚去行医，既是随叫随到，没有医生的架子，是农民又是懂点医学的救急者。从上世纪60年代后，各地涌现出一批这样的人——平日里在田间地头赤脚劳作，听到有人患病，扔下农具，有时连鞋都顾不得穿，便赶去救人，被人们称作赤脚医生。我在村里做赤脚医生二十多年，主要时间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需要就给乡亲们义务看病。
　　改革开放后，各地都进行了行医证考试，赤脚医生就改为了乡村医生，我也通过考试，顺利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在救死扶伤的路上我从未缺席。
　　国家出台了医改的好政策后，彻底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在深化医改中，乡村医生60岁后给予了生活补助，这是对我以前付出的补偿，更是对我曾经努力的肯定，我心里很感动。如今想起那段在乡村行医的经历，心中甚感欣慰。

李文庆（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