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一起，就不由得会惦念街头飘散的烤红薯的味道。近些年来，街头摊贩越来越集约化，已经很少能看到推着小车/拉着大铁桶炉子烤红薯的摊点了。但是，红薯的甜香味袅袅飘进鼻腔的幸福感却总会随着寒风四起时，一起涌上。
　　每年秋风之后到小雪之前是红薯收获的季节。10月28日，运城一农户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颗近40斤重的红薯，在网络中引发了一波关注。如此大分量的红薯在山西红薯种植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红薯在山西种植的历史大约始于乾隆年间。
　　在生态学上有一个名词——哥伦布大交换，指的是一场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生物、农作物、人种（包括黑奴）、文化、传染病，甚至思想观念的突发性交流。在人类史上，这是关于生态学、农业、文化许多项目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美洲的红薯、玉米、土豆、辣椒、烟草……传遍欧亚大陆；而欧亚大陆的马、牛、羊、狗等动物和大米、小麦等植物，随后在南北美洲广泛种植。
　　1521年，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抵达吕宋（今菲律宾），不久西班牙人在此建立殖民统治，并把红薯、玉米、辣椒等美洲农作物带到了菲律宾，并开始大规模种植。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的一名秀才陈振龙冒险从菲律宾带回了红薯，对红薯在中国的广泛种植起到了最重要的贡献。
　　“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红薯适应力强，无地不宜，且产量高。由于气候原因，明末自然灾害频发，1608年，江南频现水患，灾荒严重，在家丁忧的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留心农事，为了让更多人吃饱，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后，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在家中试种。他在《甘薯疏》中便记录了这件事：“岁戊申，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辄以是疏先焉。”徐光启也知道靠着自己一个人到处游说种红薯是不可能实现广泛种植的，他给朝廷建议要发布政令，号召大家广泛种植。1785年，乾隆皇帝也认识到红薯的种种好处，颁发圣旨“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红薯很快遍布山西乡野。
　　从明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红薯终于跨过长江，踏上了北方的土地。在近两百年的时光中，红薯在长江以南地区早已广泛种植，迟迟不能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解决薯种越冬的技术问题，直到人们让红薯“睡上了暖炕”。
　　红薯既怕热也怕冻，育秧时更是要选“风水宝地”，要向阳、要背风、要保暖、要防冻，还需要“睡炕”。每年仲春时节，人们便开始整理红薯出秧的温床。人们先选好地方，然后用青砖、麦糠泥，砌一个育秧的秧床，形如农家的土炕，厚厚地铺一层筛过的细沙；将窖藏一冬的细长的红薯种薯，挨个儿密密地码满，再用细沙覆盖、抹平，轻轻地洒一遍水；在“炕”表面横几根木棍，铺上塑料布、盖上草帘，就可以安静的等待出秧了。在一些更为寒冷的地方，还会根据气温，适当地给“红薯炕”添点柴、烧烧炕，以确保能达到出苗的温度。小麦收割后，地里便很快种上了红薯，经过几个月时间的酝酿生长，转眼就该收获了。红薯怕热也怕冻，最好是窖藏。将红薯放入在山里开凿好的地窖，贮藏数月，会变得格外甜。
　　明朝诗人李时中曾写下：“红薯入厨，满屋飘香。饥寒交迫，饱暖脊梁。”红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救荒作物，有“救命粮”的说法。整个冬天，红薯当饭。早上，红薯煮粥；中午，蒸红薯；晚上，红薯干煮粥，再配点米面和咸菜，红薯饼、红薯糕、炒红薯干……在特殊的岁月中，人们靠着智慧拓展了红薯的各种吃法。
　　人们对红薯的认知其实也并非只是“救荒”。清代医学名著《医林纂要探源》认可了红薯的药用价值：“止渴、醒酒、益肺、宁心、补气”；当代著作《中华本草》也称赞常吃红薯能“补中和血、益气生津、宽肠通便”。现代营养学更是认为，红薯具有益肺宁心、防癌瘦身的优势。红薯所蕴含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均高于大米和小麦，尤其是其中的维生素A及一些微量元素，不仅能有效缓解疲劳、提高人体免疫力，甚至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神奇效果。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