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823年日升昌的创立为标志，今年是山西票号诞生两百周年；以1923年日升昌的清算基本结束为标志，今年也是山西票号历史终结一百周年的祭年。
　　两百年前，杰出的山西商人，面对工业革命大变局的历史挑战，在前没有模式可效仿、后没有官家给予支持的背景下，硬是在极为落后的货币制度基础上构建起甚是精妙的汇兑体系，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业态。票号这一伟大的创举将晋商推上了顶峰，把中国商业经营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引领中国传统金融进入一个新阶段。
　　山西票号的主要职能是以白银为标的，为政府、商号和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界人士提供异地汇兑，同时兼营存款，并向银号、钱庄及大商人提供信贷支持。汇兑是其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它赢得社会广泛赞誉的根本所在。从历史看，汇兑业并不始自票号，1200多年前的唐代，便产生了汇兑，称为“飞钱”。汇票也不是山西票号的发明，13世纪意大利人就创新出汇票，并在此后发展成为现代金融制度最重要的基石。既然如此，为什么山西票号还能赢得世人普遍的赞许？
　　这要从货币汇兑说起。
　　要实现货币汇兑，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货币的质和量的确定性。欧洲的汇票较早就在市场广泛应用，依靠的基础是铸币，尽管最初的铸币形式杂乱，但总有一个标准立在那里，即使铸币被磨损、剪切，但磨损、剪切的量，通过标准可以得以检验。然而，在清代，从事汇兑却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货币环境，即白银主导货币地位。但在当时，白银不以铸币形式流通，而是以称量的形式使用。称量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废两改元”。票号从事汇兑，就要靠自身的力量，来部分担负起本应由政府完成的职责，即汇兑货币的价格标准问题。相对于铸币而言，从事汇兑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白银的成色标准统一，当时市场流通的白银是自然形态；二是重量的一致，当时白银货币在重量上不仅没有确定的量，且市场上称重衡制全国各地也不统一。与此同时，票号还必须解决的难题是信任问题。在没有政府加持的背景下，要让全国的汇兑客户信任，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把大清的货币体系放在全球的视野下比较分析，就能真正理解和体会山西票号有多么了不起！而山西票号也创造了一个庞大金融组织持续百年有效管控风险的神话。
　　票号当时面临的风险管控挑战，比欧洲各国银行，甚至现代银行要严峻得多。对于如此庞大的组织架构，如何实施有效的管控，是有关票号能否生存发展的大问题。然而，山西票号经营百年，遭遇外部的市场风险、安全风险常有，但内部管理中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少有发生，没有一家票号因内部操守不端而倒闭。因此，山西票号赢得了“信用卓著”的美名。
　　山西票号实行由银股、身股共同构成的股俸制。银股，票号设立时因出资而占有的股份，以出资金额的大小确定其所持股份的多少。身股也叫顶身股，就是因管理人有其经营能力而在票号设立时占有的股份。按其在商号内所承担职责和岗位、资历、才干等由东家与当事人协商确定，有效地解决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统一。而且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实行的都是一种无限责任制的企业制度，大量的经营活动要在东家缺场的条件下进行。所以，没有财东、掌柜、伙友建立起的稳固的共同利益连接，没有无限责任制做保证，山西的票号就不可能求得社会的信任，也就无法成就票号大业。
　　十九世纪初，中国由一个白银大量流入国，突然变成了一个白银外流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危机。作为应对之策，禁烟运动率先在广州轰轰烈烈地展开，继而引发了鸦片战争。而票号也恰好在此时诞生，既是商人对时局判断的结果，也是应对这一危机的自然反应。前者通过竭力禁止进口、消费鸦片，以实现控制白银大量的流出；后者则一方面通过便利结算，“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通过“拉期”等方式为商人提供短期信贷支持，推动远途、大宗、国际贸易发展，特别是助推北方陆路茶叶、丝绸等的贸易，以增加白银的流入。由此，票号的发展演进，促进了传统金融生态系统生成，也使得山西的金融业在明清之际的几百年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当我们今天对票号给予热情赞美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有几分纠结和遗憾：精妙完美的票号，在它辉煌百年之际，竟突然终结了。以今天的眼光看山西票号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也正是由此，才失去了持续创新的灵感，做不到与时俱进。比如总号曾采取“四拒绝一坚持”的态度：拒绝去分号巡查，拒绝出洋考察，拒绝与政府等合作开办银行，拒绝票号联合改组银行，坚持认为祖上定制不得修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纪念票号，就是要通过先辈走过的路，找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标。

□李锦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