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下半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在大队担任通讯员。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承担对下乡干部的派饭任务，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人员，下乡来到村里，第一项工作就是安排住宿和派饭。村干部不管这些事，怎么住宿、住哪里、把饭派到哪个生产队，我说了算，所有下乡人员，没有一个搞特殊的，一样对待。
　　工作人员吃派饭不挑不拣，按生产队往下派，派到谁家是谁家，老百姓吃啥，工作人员吃啥，绝不另外做饭。工作队吃派饭，绝不白吃。按照规定，吃一顿饭他们要付老百姓一毛钱、四两粮票。当时的干部们都很自觉，吃完饭就把早就准备好的钱和粮票放到吃饭的小桌上，不管主家如何推辞不要，他们都必须如数照付。
　　当年我派的第一个吃派饭的是僧楼公社的团委书记闫有善，他是我们大队的包点干部，一周大约来村里两次，每次一天，吃早、午两顿饭。给他派饭很简单，从第一生产队开始轮流，一个生产队两天，6个生产队派完需要一个半月。这样派饭，他非常喜欢，便于全面了解村里的工作情况。
　　还有吃派饭的就是城镇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盲人宣传队等。城镇电影放映员只吃晚上一顿饭，也是挨个生产队轮流派饭。盲人宣传队比较特殊，人数多，还必须把饭送到大队，按照人数，六个生产队平均分担。放映员和盲人宣传队也不白吃饭，也是按照规定付钱和粮票。
　　1975年夏天，县上派了一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村，一共六个人。队长姓原，县农业局的，指导员王扶林，信用社的，队员有法院的韩勤管、公安局的李振林、科技局的姚三科和种子公司的刘延年。六个人刚好一个生产队一个。当天上午他们报到，我把六个生产队的队长都叫到大队领人安排吃饭。工作队员们陆续骑着自行车来到大队，我就按照他们报到的顺序从第一生产队往下排饭，住宿统一住在一家老百姓的大北房里。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报到的种子公司的刘延年，他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种子公司，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没有自行车。他来的时候，像一名解放军战士一样，背着用细麻绳打好的铺盖，挎包里放着日用品，大步流星地步行几十里来报到。我们看着满脸流着热汗的刘延年，都非常感动。
　　工作队在村里住了半年，他们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吃饭在老百姓家，晚上在一起研究工作，十分辛苦，非常节俭，没有一个人提过任何特殊要求，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很受老百姓欢迎。年底，工作队撤离，留下指导员王扶林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扶林成了忠信大队的一员，但他还是照样住在老百姓家，照样吃老百姓家里的普通饭，照样付给老百姓钱和粮票。
　　下乡干部，饭好坏，不会挑剔。他们长期在农村跑，比较清楚农村的情况，那时候大部分农民家庭生活困难，能端出来的饭菜，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通过吃派饭，也加深了下乡干部与农民的感情。闲聊中，能了解到每家每户的情况，生产队的情况，还有农民们对生产队的建议，对农业生产的态度，对队干部的看法。
　　我干派饭工作有两年多，没有遇到过一个为难我的人。他们都是党的好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来到村里，派到谁家就在谁家吃饭，老百姓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绝没有特殊要求，吃野菜、喝稀饭，都没有怨言，绝不铺张浪费，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事事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爱戴。

薛振堂（河津）